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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2-04-06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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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 案情简介   白某（女）与王某（男）结婚多年，育有一女小王已成年，白某与王某近年来感情不好，经常吵架，后白某因给女儿小王照顾孩子去女儿家居住。2020年初白某得知丈夫王某在外面有人，还经常带该女子到家中过夜。2020年4月1日晚，在确认王某与“小三”在家中睡觉后，白某为了收集丈夫婚内出轨的证据，联系女儿小王及侄子李某等亲友4男4女到家中捉奸。小王在使用钥匙没有打开房门的情况下，从邻居家阳台爬进室内打开房门，9人冲进房间，白某、小王对“小三”实施殴打行为，并阻止其穿上衣服和遮挡隐私部位，让其始终裸体，李某则对“小三”裸体和受辱过程全程录像，共历经30分钟左右，其余人负责控制王某阻止其反抗和对整个过程全程 录像。   小王等人考虑到王某有暴力倾向，为顺利离开，主动打电话报警。后经法医鉴定，“小三”遭受外力作用致面部挫伤、软组织肿胀，伴面部、躯干散在皮肤擦划伤，其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公安机关以白某、小王、李某涉嫌强制猥亵、侮辱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将该案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   案件处理结果   笔者在审查起诉阶段接受委托，阅卷后笔者认为白某等人的行为不构成强制猥亵罪或强制侮辱罪，公安机关虽可受理报警事务，但不应该将本案作为刑事案件予以立案侦查。基于上文的分析，在形成书面辩护意见后，笔者多次与承办检察官沟通，并提交了类似案件的法律检索报告，最终承办检察官采纳了笔者的上述意见，认为白某等人不构成强制猥亵、侮辱罪，将本案退回公安建议做撤案处理。   当然，笔者的辩护观点只有被承办检察官采纳、采信才会发挥作用，而承办检察官对“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和公平正义的坚守，才是白某等人最终得以公正处理的根本保障。   辩护思路   原配带人捉奸在公众场合暴打“小三”的新闻经常出现在网络上，笔者通过大数据进行法律检索发现，对于这种行为，司法实践中的处理不尽相同，有的法院认为以暴力方法在公众场合公然侮辱妇女，情节严重构成强制侮辱罪；有的法院认为该行为构成侮辱罪，属于自诉案件；也有的法院认为这种行为属于强制猥亵罪。   公安机关以白某涉嫌强制猥亵、侮辱罪将本案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笔者认为强制猥亵、侮辱罪是一个选择性罪名，白某的涉案行为既不属于强制猥亵行为，也不属于强制侮辱行为。纵观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白某对于丈夫王某婚内出轨非常气愤，意欲起诉离婚，纠集女儿等人通过捉奸在床收集离婚证据。案发时有人负责控制王某，有人负责拍摄整个过程，白某气愤之下殴打了“小三”，并阻止其穿衣服，让其保持裸体状态约半个小时。可以说本案的基本事实比较清楚，笔者认为白某等人是否构成强制猥亵、侮辱罪，关键要看白某等人主观上是否具有“以追求性刺激、性满足为目的”的犯罪故意以及客观上是否侵害了“小三”的性自主权。   涉案罪名分析   根据我国刑法第237条的规定，强制猥亵、侮辱罪是指违背被害人的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侮辱妇女的行为，强制猥亵罪与强制侮辱罪侵犯的客体均是被害人的性自由决定权。强制猥亵、侮辱罪从形式上看是选择性罪名，理论上既可以认定完整的罪名，也可以将其中的“强制猥亵”和“强制侮辱”单独成罪。但笔者认为，“强制猥亵”和“强制侮辱”有一定的位阶关系，猥亵行为当然性地伤害了妇女在性方面的羞耻心及在性健康方面的人格尊严，所以必然同时“侮辱”了妇女，而对于行为手段、情节与“猥亵”相关但略低于“强制猥亵”的，可单独认定“强制侮辱罪”。   虽然法条中没有写明构成此罪要“以追求性刺激、性满足为目的”，但是理论上和实践中均要求构成本罪主观上需要满足“以追求性刺激、性满足为目的”，即行为人具有特定的刺激和满足性欲的倾向是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   案情分析   （一）白某等人入室 “捉奸”是为了收集离婚证据，涉案的种种行为是为泄愤，不具有追求性刺激、性满足的目的，不符合强制猥亵罪的构成要件。   本案的起因是白某因为丈夫与被害人存在婚外情，想要收集丈夫出轨的证据用于起诉离婚，考虑到丈夫性格暴躁，对其有过家暴行为，白某才找到女儿小王等亲戚帮忙“捉奸”收集证据。   案发时，白某在自己家里看到丈夫与被害人赤裸着睡在一起，白某掀开被子，继而与小王等人对被害人进行控制、辱骂、拉扯、不让其穿衣服、并安排人对赤裸的被害人拍裸照。本案以白某为主导，小王是其女儿，出于帮助母亲教训“小三”的动机参与了本案行为，在场的其他人都是白某的亲友，出于帮助白某的想法教训被害人。李某虽是男性，但案发时其只负责拍照、录像，并未与被害人有肢体接触。   “猥亵”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解释为“淫乱、下流的动作”，强制猥亵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人身的接触，从案发经过来看，本案中与被害人有肢体接触的主要是白某，而本案中最接近“猥亵”的动作是白某对被害人实施的“抓下体”、“摸乳房”等动作。但白某作为被出轨的女性，在“捉奸”现场对原本就赤裸身体的被害人实施的不让其穿衣服、辱骂、殴打、抓下体、摸乳房等行为，是出于泄愤动机，主观目的是贬损被害人人格和名誉。不管是白某本人还是小王等犯罪嫌疑人在案发时对被害人均没有性方面的想法，主观上不具有以满足下流无耻的流氓心理为目的故意。因此，小王等人的行为不符合强制猥亵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二）白某等人的行为也不符合强制侮辱罪的构成要件。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侮辱”一词只有一个意项，即“使对方人格或名誉受到损害，蒙受耻辱”，但在刑法罪状中“侮辱”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侮辱罪中的“侮辱”使用的是该词条的一般意义，即对公民一般人格尊严的侵害，侧重于公民名誉权的保护。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强制侮辱罪是从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分离而来，从其历史沿革及其在整个刑法体系的位置、与强制猥亵规定于同一条款，可以看出强制侮辱罪属于侵犯有关性权利、性健康方面的犯罪，侧重于强调侵害妇女性自主决定权方面的人格利益和尊严，对该罪罪状中的“侮辱”应当理解为与“猥亵”具有关联性或至少有一定相当性且罪责上具有同等性。与侮辱罪中的侮辱行为不同，强制侮辱行为当然也会使对方人格或名誉受到损害、蒙受耻辱，但该罪限定在行为人出于性刺激、性满足的目的实施的与性健康权利有一定关联的行为。   从犯罪对象上看，强制侮辱罪是行为人出于流氓动机实施犯罪，它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妇女，是在实施犯罪中随机选择的。本案白某等人是为了“捉奸”收集丈夫出轨的证据，侵犯的对象是特定的；从犯罪主观方面看，白某不是出于寻求刺激的流氓动机而侮辱被害人，案发地点为白某自己家中，客观上也没有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白某的目的不是完成自己的流氓动目的，而仅是单纯贬损被害人的人格，发泄愤怒的情绪。   故，本案中白某、小王等人的行为是基于发泄报复而对被害人施以侮辱，使其出丑难堪，损害其名誉和降低其社会评价的行为，该行为的对象特定，白某、小王等人主观上并不具有追求性刺激、性满足的流氓动机和目的，其行为也不符合强制侮辱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三）公然侮辱他人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侮辱罪，白某等人的行为尚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不构成侮辱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46条的规定，侮辱罪“是指使用暴力或者以其他方法，公然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侮辱罪侵犯客体是抽象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行为人主观方面一般出于报复、嫉妒、泄愤的动机，目的是为了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虽有公然侮辱他人的行为，但不属于情节严重，只属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即公然侮辱他人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侮辱罪。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是指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等情形。   本案中，白某当场目睹丈夫与被害人赤身裸体睡在一起，行为失控，对被害人实施了各种羞辱行为，其主观上是想让被害人出丑，主要出于泄愤报复。本案被害人明知王某已婚仍然与其发生、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破坏他人家庭，对本案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且本案发生在白某自己家中，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白某等人虽然对案发经过进行拍照、录像，但是并未将拍摄的照片、视频上传到网络上或转发到社交平台上，没有导致被害人的社会评价在较大范围内降低，也没有造成危害到社会公众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后果。另外，白某等人虽有殴打被害人的行为，但仅造成被害人轻微伤的危害后果。案发后白某主动联系被害人，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本案因婚姻家庭矛盾激化而起，白某不能正确处理婚姻危机，为泄愤报复，使“捉奸”行为触犯到法律，综合考虑本案的情节及被害人自身的过错，白某等人的行为尚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不宜认定为构成侮辱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