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事件不单单是我国存在的社会现状，而是困扰全世界的毒瘤。面对这样频发的恶性事件，面对媒体一面倒的狂轰式报道，我们更应该深入剖析虐童背后的原因，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尽快建立起从立法、司法、行政、社会等多视角全方位的保护体系，将儿童的权利保护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效果。

     （一）专门性儿童保护法效果不突出
 

关于保护儿童权利义务的法律法规我国存在不少，但相对分散于《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婚姻法》等相关法律中。如《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第三款“（三） 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教师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所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上述立法中，无处不体现着“禁止”“不得”“应当”这样带有原则性的词语，一旦事件发生，仅靠这种口号似的法条，根本无法从根本上保护儿童的权利。我国儿童保护的法律不少，但是缺乏系统性和专门性，内容上普遍存在空洞化、笼统化，给人模棱两可的感觉。在保护主体上，没有具体到部门组织，更别说系统的配套制裁措施。当事件被媒体广泛报出时，之前所谓的举报制度，所谓的明文规定都形同虚设，仍旧没有配套的措施从事前预防，到处理过程中的分工明确、责任细化，到最后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惩罚，法律实施得以有效规避此类虐童行为的满意结果。
 

（二）刑事立法保护儿童的地位缺失
 

翻看我国现有的刑事立法，并没有针对虐待儿童的专门规定。温岭教师虐童案最终因犯罪嫌疑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撤销案件，以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终结了此案。回看该幼师长达两年的虐童历程，我们不免觉得判决太轻，无法起到威慑教育潜在犯罪嫌疑人的效果。但是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确实难以找到相匹配的刑法条文。

人们的种种推断无一能准确认定施暴者的虐童行为。首先，虐童行为归于寻衅滋事罪存在不妥。从保护的法意来看，寻衅滋事罪保护的是公共、社会秩序，行为方式上也是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或者强拿硬要、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以上完全不同于虐童行为所侵害的儿童的身心健康，更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其次，也难以将虐童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因为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要件要求必须造成轻伤以上的结果，如果只是轻微伤则只需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而且故意伤害罪也仅提到了身体健康，并没有涉及心理方面，并不能涵盖虐童行为所损害 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最后，虐童行为无法构成虐待罪。因为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虐待罪适用在家庭成员之间，这就排除了教育机构或者其他非家庭成员虐待儿童的行为。

     (三)教育师资监管不到位
 

幼儿园本是让学龄前儿童身体、智力和心情得以健康发展的快乐天地。但是在我国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学前教育变得越来越功利。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很多幼儿园的教育都要求达到小学的程度，甚至出现半夜排队为孩子报名的“求学难”景象，家长不想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幼儿园体罚的温床。

除了幼儿园自身的地位越来越失衡，师资力量缺乏也是影响学前教育质量的一大诟病。首先就是学前教育的投资不足，据统计，学前教育经费只占教育投资的1.3%，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公立幼儿园入园“门槛高”，使得私立幼儿园发展迅猛。其次，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幼师需求和供给矛盾日益突出。据教育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学前教育教师缺口80万人，其中农村大约缺56万人，如此计算，幼教缺口高达近40%。幼师的工作普遍存在着工资待遇低、相对辛苦的特点，很多私立幼儿园在择师标准上也低，这就造成了很多教师无证上岗，更难以保证教学质量。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幼儿园的的监管不利。幼儿园没能建立配套的考核、监管制度，定期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心理素质以及师德表现进行综合考察。

（一）虐童行为的共性特征

纵观发生在我国近期的虐童事件，可以看出虐童案普遍存在一定的共性。首先从施暴主体来看，事件多发生在幼儿园等幼儿教育机构，施暴行为可能是幼儿教师亲自所为，也可能是教唆其他儿童所为。从被害者角度来看，受害者往往为不具有辨识能力且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幼童，其中大部分不免为较为淘气、扰乱课堂秩序的儿童，受我国“棍棒之下出孝子”的传统教育理念影响，很多家长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从侧面上助长了教师惩戒的力度，因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其次，从施暴者的加害程度来看，后果一般达不到现有法律规定的起刑标准，如故意伤害罪中轻伤的等级。但是从保护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视角看，长期以往的变相体罚和虐待，不但不能达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反而会在儿童思维发展过程中留下这种行为是被鼓励的错误印象，为青少年犯罪埋下隐患。最后，施暴者的动机大多为惩罚、取乐，宣泄自己不满情绪或者释放压力，从而达到自己追求刺激的目的。

（二）虐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考虑一个行为是不是应当受到刑法的约束，首先要看它是否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即从危害行为的本质特征看，确实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社会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还要看，刑法的最后手段行性和最强烈性，因为刑法具有一定的负面价值，必须穷尽前置法律保护原则才得以使用刑法来保护。基于此，笔者认为将虐童行为入刑有很大的必要性。第一，虐童行为达到了一般刑法要求的损害程度。从保护的法意来看，虐童行为接近于故意伤害和虐待罪的表现形式，故意伤害罪要求达到轻伤的程度，而虐待罪要求“情节恶劣”，近期反映的虐童事件虽少数达不到轻伤的标准，却符合虐待罪“殴打、挨饿、侮辱”的情节，而且具有经常性。从保护的特殊群体来看，不管是精神上的折磨还是肉体上的摧残，都可以认定虐童行为具有入刑的必要。当然，我们不会一律将所有虐童行为的施暴者都纳入刑法的管制中，而是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的行为交给其他保护儿童的法律规制，尽快构建起我国保护儿童的防护体系。

从目前我国虐童事件频发的背景下，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虐童行为上升到刑法的高度，通过刑法的威慑力预防犯罪的同时，也使那些丧心病狂的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一）尽快修正我国“虐待罪”的规定

纵观我国的刑法规定，虐待罪无疑是最接近虐童行为表现的，但是受“身份”的限制，使得虐童行为排除在刑法体系外。笔者认为现行的“虐待罪”存在着几点缺陷：1.没有达到设计之初的法律效果。虐待罪在我国是亲告罪，除了重伤、死亡的情形外，都需要被害人提出控告，法院才会受理。而我国自古深受儒家经典的影响，从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到唐代的亲亲相隐原则，人们普遍不愿家丑外扬，这就为家暴行为创造了温床。而受家暴残寒的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就成为了牺牲品，一方面他们念及亲情，一方面他们又在搜集证据等方面存在困难。2.将主体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如此规定就使如养老院中虐待老人这样的行为得不到法律保障，也纵容了家庭成员家的伤害行为。随着社会人际关系的发展，一些长期共同生活的人并不具有婚姻家庭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扩大虐待罪的适用主体。3.虐待罪的量刑过轻。故意伤害罪最低的量刑幅度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亲人间犯罪的虐待罪一般情况最高才为两年，甚至“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这样严重的后果也只是“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什么比遭到亲人毒手更让人心寒的，有什么比严惩这些人面兽心的施暴者更能换回社会良知的。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处罚，只是为更好的保护被害人。

基于“虐待罪”存在的立法缺陷，笔者建议扩大虐待罪主体范围，在涉及虐待儿童、老人或者残疾人方面，突破“告诉才处理”的原则，真正达到保护弱势全体的目的。

（二）完善儿童专项立法，明确责任主体

我国现有的儿童保护法多是带有宣示性质的条款，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对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香港的立法。在美国防治虐童的相关法律中，最有特点的一条是“强制报告制度”。除了举报人的范围不断增大，举报内容也与时俱进。大多数州要求“有理由相信”或“有理由怀疑”一个儿童受到了虐待或忽视时也要举报。其中还规定，对儿童有责任的人或组织面对虐待和忽视时要举报。对于知情不报者，法律上也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我国也有着良好的法律环境，应该在全社会推广这种保护机制。特别是对执法人员，应该明确责任明确处罚后果。香港在1980年正式成立了防止虐待儿童会，1983年香港政府社会福利署建立了专门的儿童保护服务组，1995年香港警务处建立了儿童虐待政策组和调查组。从专门的事前预防到专门的办案人员、调查人员，香港立法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三）应强化政府职能

从之前分析我国保护儿童机制存在的缺陷可以看出，政府在学前教育方面的资金支持远远不能达到效果，政府应加强对幼儿园建设以及幼师资格教育方面的审查。儿童作为社会保护的特殊群体，需要家庭、社会、政府全方位的关注和投入。政府应发挥更大的引导作用，除保障儿童基本的权利外，应该建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从预防、教育、保护、惩处各方面予以细化。对于那些留守儿童，政府更应该加强资金投入，保障儿童生理心理都健康发展，保障他们的九年义务教育，对于家庭贫困的儿童应提供经济援助，不要让贫困阻碍孩子的发展。

             （此文获2014年山东省优秀论文评选综合类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