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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件
12-30

视点 | 从个案看出借人与借款人合谋骗取担保人财产的行为如何认定?

一、案情简介   2008年12月吴某某借用翁某某名义成立某某房地产有限公司,由翁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吴某某担任总经理。同时,吴某某与翁某某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公司的股东为吴某某、翁某某,翁某某在公司不实际出资不参与公司经营,公司的所有出资由吴某某负担,该公司对外承担的一切责任由吴某某承担。2010年1月,公司法人由翁某某变更为吴某某。   2010年2月3日,翁某某向公安报案称公司总经理吴某某侵占其公司股权,后公安以吴某某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立案侦查,并对吴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吴某某的父亲遂与翁某某签署《协议书》将公司的印章、财务资料及公司正在开发项目的重要证件移交给翁某某。后蒋某某以民间借贷纠纷向法院起诉,要求借款人翁某某履行还款责任,担保人吴某某的公司对该借款履行连带清偿责任。法院立案受理后,蒋某某申请查封了吴某某公司大量在建房屋。多次开庭后,蒋某某向法庭提交了撤诉申请,法庭准许其撤诉。   二、案件分析   (一)翁某某利用保管公司公章的便利,伪造了借款协议,让公司为其个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在本案中,吴某某是公司的实际股东,翁某某只是名义股东。翁某某在吴某某被公安刑事拘留后,代为保管公司公章。因此,本案需要考察翁某某与蒋某某之间的借款关系真实性及担保关系的真实性。   第一,翁、蒋两人的借款协议上公章加盖的时间问题。借款协议签订时间段内,公司的公章由吴某某保管,吴某某并未在涉案借款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庭审中蒋某某与翁某某承认公司公章是由翁某某事后加盖的。即使存在借款关系,借款关系发生时间与某某冠置业盖章时间也不符。第二,根据翁某某与吴某某签署的协议,翁某某不是公司的实际股东,也没有向公司投入资金。故客观上不存在翁某某为公司在建工程借款的情况。第三,翁某某在与吴某某父亲签订协议后,双方曾进行过公司债权债务核对,在交接时翁某某并未提出有本案的借款及担保。因公司开发的项目是某某街道办事处的城镇建设项目,某某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表示,在解决公司与翁某某的纠纷中,曾多次派员协调对账,在此期间翁某某本人及其代理人从未提出过翁某某借蒋某某个人款项投入公司项目,也未提供给公司为其借款担保的证据。故在蒋某某起诉前,公司及项目委托方某某街道办事处方面均不知道涉案的借款及担保一事。第四,涉案的四个借款协议总金额高达3728余万元,但是出借人蒋某某无法提供这些资金的来源、借款形成的往来、借款的经过、借款支付的方式等能证明涉案借款真实发生的重要证据,蒋某某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真实发生。第五,根据2011年《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涉案公司是独立法人,即使翁某某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名义股东,其未经股东会表决私自决定让公司为其个人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因违反公司法的规定,也属于无效担保。   (二)翁某某、蒋某某以非法占有公司财产的犯罪目的,通过虚构借款协议及担保关系,利用民事诉讼,诈骗某某冠置业的财产,属于诉讼诈骗,其两人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本案中,蒋某某在起诉后,就向法院提出针对担保人的财产保全申请,很快法院在蒋某某未提供足额担保的情况下,做出查封担保人在建房屋的裁定。由此可以看出,蒋、翁两人的诉讼目的是通过民事诉讼侵占担保人的财产,即两人对担保人的财产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目的。   在此必须要强调的是,翁某某、蒋某某的涉案行为虽然从客观上符合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但其主观上意图非法占有某某冠置业公司合法财产的犯罪目的很明确,且其涉案行为发生在虚假诉讼罪设立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法修正案(九)时间效力的解释规定》,实施虚假诉讼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根据修正前刑法应当以诈骗罪、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等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修正前刑法的有关规定。   一般情况下的诈骗只有行为人和被害人,被害人因行为人的欺骗行为而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自己的财产,即被害人与被骗人是同一人。但是,实践中也存在被害人与被骗人不是同一人的三角诈骗的情形。本案即为三角诈骗,涉案承办法官为被骗人,其基于法律规定具有决定某某冠置业是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权利,因而是财产处分人,但被害人是某某冠置业。   本案中,翁某某两人欺骗的内容就是虚构借款及担保关系,使审理法官错误的认为借款关系及担保关系存在,从而做出担保人对涉案3728余万元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民事判决。故翁某某两人的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诉讼诈骗担保人的财产,构成诈骗罪。   (三)蒋某某的撤诉不属于犯罪中止,而是基于客观情况被迫做出的选择,系犯罪未遂。   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之中,出现意志以外的因素而使犯罪人停止继续犯罪,是构成犯罪中止还是犯罪未遂,需要考察这种因素对行为人的影响。如果意志以外的因素发生,但并不足以阻止犯罪的继续实施,而行为人基于这种不利条件而主动放弃犯罪的,应为犯罪的中止;如果意志以外的现象发生且足以阻止行为人继续实施犯罪的,应当为犯罪未遂。   本案中,翁某某两人并未打算让担保人某某公司参加庭审,翁某某利用保管的公章及作废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委托了其同事潘某某代表担保人参加庭审,配合其完成诈骗犯罪。在吴某某无意间得知涉案诉讼后,翁某某多方阻止吴某某委托的人参加庭审。在吴某某委托的代理人参与庭审后,对本案的借款、担保关系提出了诸多疑问,蒋某某均无法提出合理解释。经过多次开庭,在意识到两人的犯罪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蒋某某才被迫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故两人的犯罪状态不属于犯罪中止,而是犯罪未遂。。   (四)翁某某、蒋某某的犯罪行为仍在追诉时效内。   翁某某串通蒋某某虚构借款协议及担保关系,总金额高达3728余万元,而担保人某某公司要对这3728余万元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即两人意图通过诉讼诈骗担保人价值3728余万元的财产。根据山东省关于诈骗罪的量刑规定,诈骗数额在50万元及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按照上述规定,翁某某两人的诈骗行为明显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应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范围内量刑。   根据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5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10年;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翁某某两人的诈骗行为最高法定刑是无期徒刑,故追诉时仍为二十年,两人的犯罪行为仍在追诉时效内,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翁某某、蒋某某虚构借款协议及担保关系,意图通过民事诉讼侵占担保人财产,两人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罪。因担保人及时发现并参与到民事诉讼,翁某某、蒋某某的非法占有目的未能实现,是诈骗未遂。
12-27

以案说法 | 第三人在保险业务办理中构成表见代理的,投保人向该第三人通知解除保险合同的效力及于保险人

【案情简介】   2016年8月22日,王某与某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投保雇主责任险,保险期限自2016年8月23日起至2017年8月22日,每名雇员保额为伤亡80万元,医疗费保额为8万元,保险费共计161280元,雇主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载明“保险责任开始后,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自通知保险人之日起,保险合同解除,保险人按下表规定的短期费率计收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并退还剩余部分保险费。已承保期间不足一个月的部分按一个月计收”;另,双方还签订了《付费协议》,约定通过分期付款方式缴纳保险费,协议载明:“经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协商同意达成本付费协议。本协议是保险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费,投保人将按下述方式缴纳:保险费分期缴付1、交付保费金额48384元,交付日期2016.8.22;2、交付保费金额112896元,交付日期2016.12.31。如果投保人未按约定交付保险费,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将按实际交付保费与保费总额的比例承担相应保险责任”。该付费协议盖有被上诉人承保业务专用章,经办人处有“孙某”签名。合同签订后,王某支付了首期保费48384元,末期保费未支付。2016年12月中旬,孙某向王某催缴保费,王某表示不再缴纳保费并要求解除保险合同,后孙某将王某解除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告知某保险公司的负责人。   因末期保费交付问题产生争议,某保险公司将王某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一、王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某保险公司保险费112896元。二、驳回某保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后王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2018年8月29日作出判决,判令撤销一审判决、上诉人王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某保险公司保险费32256元、驳回被上诉人某保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不服终审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法院经审查裁定驳回某保险公司的再审申请。   【争议焦点】   该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投保人向案涉第三人通知解除保险合同是否产生合同解除的效果。   【一审法院认为】   王某与某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双方约定保险期限及责任,某保险公司按合同约定已理赔王某的保险事故,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已生效并已履行,王某应当按合同约定缴纳全部保费。某保险公司追要王某拖欠的112896元保费,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王某关于终止履行合同的主张无证据支持,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保险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投保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一次支付全部保险费或者分期支付保险费。”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的付费协议复印件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付费协议约定涉案保险费系分期支付。上诉人依约定支付了首期保费,末期保费没有支付。但上诉人主张其在末期保费到期前已经通知了涉案保险的经办人孙某要求解除保险合同,不再支付保费,并申请孙某出庭作证。本院认为,涉案付费协议中盖有被上诉人承保业务专用章,经办人处有孙某签名,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付费协议的真实性亦予以认可,故孙某作为涉案保险经办业务员的身份本院予以确认。孙某出庭作证称2016年12月中旬其向上诉人催缴保费,上诉人已明确表示不再缴纳保费,要解除保险合同。孙某将上诉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告知了被上诉人的负责人。孙某与上诉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作为涉案保险经办业务员出具的证人证言具有客观性,本院对其证人证言予以采信。依涉案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自通知被上诉人之日起,保险合同解除,被上诉人实际承保期间五个月,年费率的百分比为50%,故上诉人应缴纳的保险费合计为80640。上诉人已经缴纳保险费48384元,还须再缴纳保险费32256元。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   【再审法院认为】   本案中,某保险公司对王某提交的付费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付费协议经办人处有孙某签名,且加盖某保险公司业务专用章,王某有理由相信孙某有权代表某保险公司办理涉案保险业务。原审中孙某出庭证实已将王某解除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告知某保险公司的负责人。孙某与王某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作为涉案保险经办业务员出具的证人证言具有客观性,依涉案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原判决认定自王某通知某保险公司之日起,案涉保险合同解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某保险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某保险公司的再审申请。   【律师评析】   表见代理,是指本属于无权代理,但因可归责于被代理人的事由,造成有授权行为的外观或表象,致善意且无过失的相对人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而与之实施法律行为,法律规定使之发生与有权代理相同效果的制度。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包括:(1)代理人实际上不具有代理权;(2)行为人有被授予代理权的外观;(3)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且系善意无过失;(4)相对人基于有代理权的信赖而与行为人实施法律行为;(5)行为人被授予代理权的外观或表象可归责与被代理人。   本案中,案涉付费协议盖有保险公司承保业务专用章,经办人处有第三人孙某签名,投保人王某基于合理信赖及该代理权的外观将不再缴纳保险费及解除保险合同的意思向孙某告知,保险公司无证据证明该代理权外观的形成不可归责于自身,亦无证据证明投保人对此存在恶意,因此应视为构成表见代理,投保人王某向第三人孙某通知解除合同的效力及于保险公司,此时,被代理人即保险公司不得主张无权代理进行对抗。
12-15

以案说法 | 保险人分批次支付保险赔偿金后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时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

【案情简介】   2012年,天津某饮料有限公司(下称“天津某饮料公司”)与承德某科学研究所(现为“承德市某科学院”)签订一年期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该公司承租此所的仓库,用于存储产品及设备等。同年12月,天津某饮料公司向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投保财产一切险。2013年4月20日,承德某科学研究所电工违规操作,导致仓库发生火灾,天津某饮料公司存放于仓库内的物品被烧毁。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另案民事判决中认定,电工的行为属职务行为,该所对事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天津某饮料公司就事故损失向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申请索赔。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依据保险合同于2013年6月9日、2014年11月11日向天津某饮料公司分别支付保险赔偿金250万元、192万余元。   2016年11月9日,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向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求偿权诉讼,一审判决认定,第一笔保险赔偿金250万元已过代位求偿诉讼时效,对该笔保险金求偿未予支持。后该公司向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2018年该公司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再审判决,认定第一笔保险赔偿金250万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承德某科学研究所应当按照火灾事故责任比例在全部保险金赔偿范围内向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支付火灾损失赔偿款。   【争议焦点】   保险公司主张的案涉保险赔偿金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公司行使追偿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保险公司已经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二是保险标的的损失是由于第三者的损害行为所造成。本案中,天津某饮料有限公司与原告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原告已依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就事故造成天津某公司的实际损失进行了赔付,故原告对其应赔付的保险金的60%享有向被告承德市某科学院进行代位求偿的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其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起算。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因此,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为其保险赔付之日。本案中,原告分别于2013年6月9日、2014年11月11日向天津某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2500000元、1920296.79元,2013年6月9日,原告第一笔保险赔偿金2500000元取得对承德市某科学院代位求偿权,2014年11月11日,原告第二笔保险赔偿金1920296.79元取得对承德市某科学院代位求偿权。本案是原告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代位天津某公司行使与被告之间的损害赔偿纠纷,是基于侵权之债产生的诉讼,诉讼时效期间应为两年。原告第一笔保险赔偿金的诉讼时效期间自2013年6月10日起至2015年6月9日止。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本案中,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6月9日当天向被告承德市某科学研究所发出了关于主张赔偿的律师函EMS,律师函未附原告授权文件,结合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同时作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该次仓库火灾系列案件的代理人,无法认定其系基于授权行为向承德市某所主张权利。另该EMS并未于2015年6月9日到达被告,对第一笔保险赔偿金不能起到中断时效的作用,第一笔保险赔偿金2500000元至此两年的诉讼时效经过。   本案中第二笔保险赔偿金1920296.79元诉讼时效期间从2014年11月11日起算,至2016年11月9日,原告向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笔保险赔偿金1920296.79元诉讼时效期间未经过。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范围仅限于所支付的保险赔偿金,保险人支付赔款后的利息损失,不应向第三者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承德市某科学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1152178.07元(1920296.79X60%);二、被告承德市某商贸有限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   保险事故发生后,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依据被保险人天津某公司的保险赔偿请求及提供的相关事故材料,分别于2013年6月9日、2014年11月11日向天津某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2500000.00元、1920296.79元,表明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在支付第一笔保险赔偿金时应知道侵权人及侵权行为,并且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两笔保险赔偿金支付方式系双方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分期付款方式,故两笔保险赔偿金的诉讼时效应分别计算。第一笔保险赔偿金的诉讼时效期间自2013年6月10日起至2015年6月9日止,虽然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6月9日当天通过EMS方式向承德市某科学研究所发出了主张赔偿的律师函,但律师函未附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授权文件,无法认定其系基于授权行为向承德市某所主张权利,并且该律师函并未于2015年6月9日到达,第一笔保险赔偿金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原审法院关于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向天津某公司支付第一笔保险赔偿金2500000元后,向承德市某科学研究所主张此权利已过两年诉讼时效的判决认定,并无不当。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作为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范围,依照《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仅限于所支付的保险赔偿金。原审法院针对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关于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的判决认定,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再审法院认为】   关于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向承德市某科学院主张2500000元保险赔偿金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起算。本案中,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分别于2013年6月9日、2014年11月11日向天津某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25000000元、1920296.79元。虽然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分两笔支付保险赔偿金,但该两笔保险赔偿金系向同一公司履行的同一笔债务,因此在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支付完最后一笔保险赔偿金后,其才取得对侵权人承德市某科学院的完整的代位求偿权。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最后一次履行支付保险赔偿金之日起计算,即2014年11月11日起计算两年。故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于2016年11月9日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支付的第一笔保险赔偿金至其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属适用法律错误。关于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自支付保险赔偿金之日起产生的相应利息损失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依照《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作为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范围,仅限于所支付的保险赔偿金。故原审法院对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提出的承德市某科学院应承担自支付保险赔偿金之日起产生的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支持。   【评析】   在理赔实践中,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经常分批次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关于分批次支付保险赔偿金的保险代位求偿之诉的诉讼时效,是自保险人支付每一笔保险赔偿金之日分别起算,还是自保险人支付完毕全部保险赔偿金之日一并起算,故在司法实践中,成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本案中,法院判决最终认定保险赔偿金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最后一次支付保险赔偿金之日起计算,系对上述争议焦点的依法合理认定,对于保险人维护自身权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2-11

地产视角:民法典语境下的逾期交付宽展期适用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实践中,开发商与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在约定房屋交付期限的同时,为免逾期交付违约责任,约定固定期限的宽展期,宽展期内开发商不承担逾期交付违约责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为《民法典》)施行以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及辖区各法院多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废止,以下简称为《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倾向认为“逾期交付宽展期”的约定合法有效,关于宽展期的条款系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未明显侵害买受人的利益,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起始时间应自宽限期届满后开始计算。   但是,《民法典》对格式条款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关于逾期交付宽展期效力认定是否会发生变化?   二、《民法典》关于格式条款的新规则   《民法典》合同编第496条第1款、第2款分别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这一条文是对格式条款及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义务的规定,与原《合同法》第39条相比,有了如下较大修改:   1、在“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之后,增加“与对方有重大利益关系的条款”的内容,这意味者,免除或者减轻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责任的条款,并不是唯一需要提示对方注意的条款,而其他对对方有重大利益关系的条款也需要提示。这显然扩大了提请对方注意的范围,凡是与对方有重大利益关系的条款,都在提示注意的范围。   2、增加未履行提示对方注意义务的后果。原《合同法》第39 条规定中没有规定不履行提示对方注意义务的法律后果,故被称为“软义务”。本条对此作出补充,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的法律后果。主张“与对方有重大利益关系的条款”不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就等于宣布其不存在、没有效力,这样的法律后果足以警示提供格式条款一方,须极尽谨慎义务,保护好对方的权益,也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3、本条还加上了“不合理地”的限制语,增加减轻责任的情形,质言之,须达到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才使格式条款无效。另一方面,将“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修改为“限制对方主要权利”,同时增加了“不合理地”的限定语。这样一来,限制对方权利与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并列,构成同一个免责事由,即凡是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都将导致格式条款无效。   另,《民法典》对格式条款无效的事由也进行了调整,主要体现在: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这些情形都不是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期望的,与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相悖,严重地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明显违背公平原则等民法基本原则,因而,都是导致格式条款无效的法定事由,只要出现其中一种情形,格式条款就无效。   三、相关案例   (一)2021鲁民申974号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本院经审查认为,买受人与出卖人签订的《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各自履行合同义务。《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明确约定交房日期为2019年3月31日之前,合同补充条款约定出卖人自身原因造成未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内将房屋交付买受人,则买受人给予出卖人30日的宽展期,宽展期内合同继续履行,出卖人无需向买受人承担违约责任。买受人应当对补充条款的内容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买受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悉其在合同上签字的法律后果,买受人关于该条款为格式条款、出卖人未尽到明确告知与提示义务而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2021鲁01民终6181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全面履行。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合同附件五《合同补充协议》第三条第八款第一项为出卖人的具体交房时间约定了60天的宽限期。该条款系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未明显侵害购房者的利益,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故出卖人承担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起始时间应自60日宽限期届满后开始计算。   (三)2021鲁0102民初1295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裁判:买受人与出卖人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补偿金确认单》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合法有效。买受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出卖人存在胁迫或趁人之危的情形,故买受人要求出卖人另支付宽展期限90天的违约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四、律师观点   笔者倾向性认为,在开发商尽到对宽限期约定的提示或者说明义务的前提下,“逾期交付宽展期”宜认定有效,理由如下:   首先,《民法典》生效前,《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就有关于格式条款的相关规定,结合对《民法典》生效前案例的检索,司法实践中对“格式条款”的认定还是持谨慎、保守的态度,认定“逾期交付宽展期”的约定合法有效。现行《民法典》保留了部分原《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民法典》生效前的案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2021)鲁01民终6177号民事判决书中,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遵循同案同判原则,直接援引了同院判决内容“关于逾期交房违约金,对《补充协议》第三条第8款的效力,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1民终9658号、966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如下: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出卖人的具体交房时间约定了60天的宽限期。该条款系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未明显侵害购房者的利益,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故出卖人承担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起始时间应自60日宽限期届满后开始计算。”   其次,《民法典》一方面对格式条款作出较为严格的规定,但另一方面条文中也新增了关于“重大利害关系”、“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等表述,对于“重大”、“不合理”等如何界定暂无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属于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自由裁量范畴。笔者认为,该“重大”、“不合理”等限定语,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免责即格式条款”的风险。《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虽一定程度会免除开发商的逾期交房违约责任,但不应构成“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情形。   最后,就《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而言,买受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按时支付购房款,主要合同权利是依约收房;作为开发商,其主要合同义务是按约交付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商品房。宽展期的约定,既不存在《民法典》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第506条的合同或条款无效之情形,也未加重买受人的合同义务,仅是有条件的免除了开发商作为出卖人的部分责任,而非彻底或无限期的免除其交房责任;同时该条款后仍约定了开发商如在宽展期内未能交房的,买受人仍可依据合同追究其违约责任,并未排除买受人的合同权利。因此,逾期交付宽限期的约定不应认定为买受人的“主要权利”范畴,更不宜认定买受人的“主要权利被限制或排除”。   综上所述,宽展期条款系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未明显侵害购房者的利益,宽展期的约定仅是延缓了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责任的时间或者说是免除了开发商逾期交房的部分责任,并不属于《民法典》第496条所规定的“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任何一种无效情形。
12-11

以案说法 | 事故后的车辆检验不合格结论不属于免除保险责任事由

【案情简介】   朱某甲等三人系交通事故死者侯某乙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于某系事故车辆的投保人及驾驶员,某财产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系事故车辆的保险人。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于某驾驶制动性能不符合安全技术条件、具有安全隐患的车辆,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侯某乙未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闯红灯),事故双方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根据事故成因,认定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原告朱某甲等三人诉至法院,要求于某、某财产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审理中,当事人对事故发生经过及事故责任认定情况均无异议。   某财产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辩称,己方已将保险条款送达于某,且已对此条款予以加粗、加黑提示,并电话告知于某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的具体内容。根据前述免责条款,本例交通事故属于“车辆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情形,所谓检验不合格包括车辆年检不合格及事故后检验不合格,故保险人拒绝承担商业三者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于某辩称,己方虽收到保险条款,但事故车辆已按规年检,且年检合格,事故发生前车辆制动并无问题,不属于免除保险责任情形,己方愿意承担保险限额外的赔偿责任。   【争议焦点】   本例交通事故是否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的适用情形。   【法院认为】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免责条款的法律性质,遵循《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的文义及精神,综合考量投保人的正当预期、驾驶员的事故过错程度、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等其他因素,本例事故不属于免除保险责任情形。法院判决某财产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支付原告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赔付款299522.8元。   对于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提出的拒赔意见,一般应当遵循“由形至实”“形实结合”的审理思路。首先,在形式上,需审查保险人是否已经履行保险条款的送达、提示及告知义务。本案中,某财产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向投保人送达保险条款,其中的免责条款亦予以加粗、加黑标识,且通过电话录音形式向投保人宣读了条款内容。故就形式而言,保险人已履行相应法律义务。其次,在内容上,需对合同文义作出符合免责条款性质、立法意旨的解释。根据涉案保险条款所载:“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属于保险责任免除的事项之一。首先,就该保险条款的性质而言,属于由保险人提供的免除保险人自身义务的格式条款,现保险人与投保人对此条款的理解产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应当对免责条款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其次,就立法意旨而言,《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由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实施。基于此行政法规文义,免责条款所指之“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通常理解即为未定期、按规至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进行车辆检验或车辆经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检验不合格。保险人不应在事故发生后,对此作出免除己方责任的扩张性解释。再次,对于保险免责条款的内容,保险人应当作出实质性、具体化的详细说明。保险人虽然向投保人口头宣读了免责条款,但并未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中所指之“按规检验”的类别、主体、方式、期限等具体内容为何。对于因告知不明所导致的不利法律后果,应当由保险人承担。最后,在结果上,免责条款的适用理应与投保人的正当预期、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相符。本案中,于某已按规、按期对事故车辆进行送检,且检验合格。事故发生时,其亦采取了必要的制动措施,主观上积极防止涉案事故的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虽记载事故车辆“制动性能不符合安全技术条件具有安全隐患”,但事发突然,于某难以在事前对事故车辆的安全情况作出准确的自检、评估及安全隐患的彻底排除,其投保商业三者险的心理预期亦在于替代或减轻己方在交通意外发生时的赔偿责任。故排除适用前述保险免责条款更为符合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及正当预期。   【律师建议】   在实践中,保险公司经常会遇到因交通事故而需要处理客户车辆出险。进行出险理赔时,如发现该理赔可能“另有蹊跷”拒绝理赔时,在诉讼中仅依据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很难被予以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虽认定事故车辆不符合安全技术条件、具有安全隐患,但由于缺乏其他证据予以补强,此种事故后的检验结论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会被认定为不属于保险免责条款所指之“车辆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情形。因此,在告知保险人相关免责条款的过程中,保险公司需要详细、全面告知,并应就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作实质性、具体化的详细说明,并对相关证据加以固定、留存,以防范理赔及诉讼风险。  
12-09

以案说法 | 保险公司派发宣传单不构成履行提示说明义务

【案情简介】   梁某、陈某通过学校为其女儿小梁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校园保险,保险期间内小梁因病死亡,梁某、陈某遂要求某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某保险公司认为,病历显示小梁在投保前已经患有疾病,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其无需给付保险金。双方对于某保险公司是否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存在争议。某保险公司主张其在承保前已通过学校向家长派发宣传单的方式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梁某、陈某则对此不予确认。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保险公司通过学校派发宣传单的主要目的在于吸引学生家长投保,该宣传单的性质类似于广告,不属于保险凭证范畴,宣传单上没有任何提示家长需要注意免责条款的内容,某保险公司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对免责条款进行解释说明,故仅凭宣传单不能证明某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说明义务,判决某保险公司向梁某、陈某支付保险金。   【争议焦点】   某保险公司对涉案免责条款是否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是否存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   【一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梁某、陈某作为小梁的法定监护人向某保险公司投保学生、幼儿平安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且某保险公司收取了保险费,故双方依法设立了人身保险合同关系。被保险人小梁在投保前有既往病史以及小梁因病身故前支出医疗费共计117979.99元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保险公司对涉案免责条款是否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某保险公司主张涉案保险单中明确了因被保险人投保前已存在疾病及其并发症导致的身故,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在向学生家长发放的宣传单张中亦注明“初次投保前已患的疾病、先天性疾病、遗传性疾病及其并发症不承担保险责任”,故其已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但根据某小学提供的《情况说明》,可以看出从发放宣传单张、家长签名、保费收取、交付保单的整个过程,某保险公司均未与学生家长直接接触,没有证据显示某保险公司对宣传单张、保险单中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学生家长作出过解释说明。   另外,某保险公司抗辩认为学生家长与某保险经纪公司构成委托代理关系,故其向某保险经纪公司行使提示说明义务的行为同样对投保人产生效力,该抗辩显然混淆保险合同当事人主体地位及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且保险合同的设立是否有保险经纪公司的介入,均不影响保险人就免责条款应直接向投保人进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故某保险公司的该项抗辩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本院确认某保险公司未对涉案免责条款向投保人梁某、陈某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对梁某、陈某不产生效力。涉案保险单未约定受益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梁某、陈某作为梁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现起诉要求某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13万元,理据充足,本院予以支持。另外,由于无论梁某、陈某是否在宣传单张上进行过签名,亦无论梁某的死因是否与既往病史有关,均不影响本案的上述认定和处理结果,故对某保险公司提出的调取证据申请和鉴定申请,已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   【二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包括:一、某保险公司是否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梁某、陈某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二、投保人梁某、陈某是否存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   关于争议焦点一,某保险公司是否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梁某、陈某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是指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首先,某保险公司通过学校派发宣传单张的主要目的在于吸引学生家长投保,该宣传单张的性质类似于广告,不属于保险凭证范畴。同时,宣传单张上需要家长签字的部分仅是“‘学意险’保险经纪委托书”,没有任何提示家长需要注意免责条款的内容。某保险公司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对免责条款进行解释说明。因此,仅凭宣传单张不能证明某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更不能证明某保险公司尽到了说明义务。其次,按照“‘学意险’保险经纪委托书”所载,保险经纪人接受学生家长的委托代办投保及理赔手续,但保险人对投保人的提示说明义务不因投保人委托保险经纪人代办投保手续而免除。因为保险合同的相对方是保险人和投保人,保险经纪人仅代表投保人办理投保手续,并非独立的一方当事人,保险经纪人是以投保人的名义而非自己的名义办理投保手续,保险人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对象是投保人而非保险经纪人。因此,某保险公司主张对保险经纪人行使提示说明义务的行为即对投保人产生效力,与委托代理制度的内涵相悖,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某保险公司主张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投保人是否存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但从某小学提供的《情况说明》可以看出,从发放宣传单张、家长签名、保费收取、交付保单的整个过程,某保险公司均未与学生家长直接接触,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缺乏正式的询问程序。现有证据仅有宣传单张中的“‘学意险’保险经纪委托书”在学生信息栏里提到“是否有既往症”。如上文所述,宣传单张属于广告性质,不构成正式订立保险合同的流程,宣传单张上的有关内容也不足以使投保人对勾选的意义、后果产生足够的注意及清晰的认识。而且从某保险公司陈述宣传单张由学校留存的情况可知,某保险公司在承保时事实上并未对宣传单张上的内容进行审核并作为是否承保的依据。综上,不论投保人有无勾选“是否有既往症”及如何勾选,均不能认定投保人存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某保险公司的有关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投保人是否在宣传单张上签名,不影响本案的认定和处理结果,一审法院对调查取证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律师建议】   我国保险法及司法解释就保险公司对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有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时有因该义务履行认定存在争议而引发的纠纷。在本案中,法院认为保险公司通过学校派发的宣传单不属于保险凭证范畴,宣传单上没有任何提示家长需要注意免责条款的内容,保险公司也未通过其他方式对免责条款进行解释说明,仅凭宣传单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   通过此案,建议保险公司应注意全面履行保险人的法定责任,对于容易引发纠纷的免责条款,在接受投保时应采取适当的方式对投保人尽到合理、充分的提示说明义务,并注意留存有关证据,避免提示说明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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