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

NEWS CENTER

首页

视点｜融资租赁型民间借贷的法律实务分析

Published:

2025-12-23

在融资租赁实务中，有些交易表面被包装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质却是借贷关系，即所谓“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随着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这种以租赁之名行借贷之实的操作时有发生，引发法律纠纷。对司法实务而言，明确此类合同的法律性质，厘清融资租赁与借款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错误地将借贷关系披上融资租赁的外衣可能规避监管、利率管制等强制性规定，从而埋下风险；另一方面，法院在审理相关纠纷时更加强调交易的实际功能而非形式，将根据法律规定对合同性质作出恰当的实质认定。因此，本文对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名为租赁，实为借贷”的问题进行分析，梳理法律规定、典型模式和总结裁判规则，并对实务操作提出建议。

引言

一、法律关系认定：融物与融资的实质区分

（一）融资租赁的法律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五条明确界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和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并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此定义揭示了融资租赁“融资 + 融物”的双重属性，其核心在于两个基础法律关系的叠加：一是出租人与出卖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二是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

与借款合同相比，融资租赁的关键特征体现在“融物”环节：租赁物必须客观存在且特定可识别，租赁期间出租人享有所有权，租赁物实质作为租金债权的担保载体；承租人支付的租金既涵盖租赁物购置成本，也包含资金成本与出租人合理利润。因此，租赁物的真实存在及所有权从出卖人向出租人的转移，是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必备要件，缺一不可。

（二）借贷关系的实质判断

借款合同的核心是纯粹的资金融通关系，即借款人借入资金后到期返还本金并支付利息，既无“融物”要素，也无第三方出卖人参与，更不涉及租赁物所有权的转移。司法实践中，当交易缺失真实租赁物，或租赁物虽名义存在但未实际交付、所有权未转移，导致仅存资金流转而无融物实质时，法院通常认定为借贷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这一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直接针对当事人以虚假合同形式掩盖真实法律关系的通谋虚伪行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通谋虚假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其隐藏的真实法律关系效力需依相关规定判断。例如，在“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诉铜陵大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再审案中，法院认定售后回租合同系通谋虚伪表示，但隐藏的企业间借贷关系因不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而被确认为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七条新增特别规定：“当事人以虚构租赁物方式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相较于原《合同法》依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条款的认定模式，此条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更明确的裁判依据。实践中，只要交易缺乏真实租赁物及所有权转移，或租赁物价值与功能无法发挥担保作用，即可认定其仅有融资实质，应按借贷关系处理。

二、“租赁”外衣下的借贷形态梳理

实践中，“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多通过特定交易模式实现，其中售后回租、不当回购条款、租赁物异常三类情形最为典型。

（一）售后回租模式

售后回租是承租人将自有资产出售给出租人后立即租回使用，期满再取回所有权的交易模式。其本质本应兼具融资与融物功能——承租人获得资金，出租人通过所有权保障债权。但因承租人与出卖人系同一主体，该模式常被质疑“自卖自租”形同借贷抵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明确：“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否定融资租赁关系”。这意味着，只要租赁物真实存在且完成所有权转移，售后回租即具备合法性，此模式亦得到监管政策认可，成为许多融资租赁公司的核心业务。

当售后回租流于形式，租赁物交付与所有权转移仅为纸面操作时，交易即可能被定性为借贷。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国泰租赁公司与某置业公司纠纷案中，置业公司以在建违章商品房开展售后回租，因房产无法办理过户，出租人自始未取得所有权。法院认定：出租人明知权属瑕疵仍放款，真实意图为放贷，承租人“不可能租赁自有房产”，实为融资。最终判决该交易为企业间借贷。

可见，售后回租转化为借贷的核心风险在于：租赁物未完成真实交付与所有权转移，或标的物法律上不可出租、交易安排背离常理。实务中，开展此类业务必须确保租赁物真实存在，不动产需核查产权与过户可行性，动产需留存交付凭证（如交接清单、过户文件），避免因 “融物” 环节缺失导致关系定性逆转。

（二）回购条款与固定回报

回购条款是由第三方（通常为出卖人或承租人关联方）在特定条件下以约定价格购回租赁物的安排，差额补足条款与之类似，本意是降低出租人风险。但设计不当的“保底”条款会使交易丧失融资租赁的风险属性，异化为固定收益借贷。

监管层面对此类条款严格限制，《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明确禁止金融租赁公司签订显性或隐性回购、差额补足协议，防止其变相从事放贷业务。司法层面，回购条款并非认定借贷的唯一依据，但结合租赁物虚高、出租人不参与管理等情形时，会成为判断“无融物实质”的关键证据。如（2020）浙民终1286号案中，法院结合了第三方回购与资金单向流转特征，综合认定交易为借贷。

若回购价格等同于出租人本金加固定收益，即锁定了出租人收益，交易实质与借贷无异。例如，售后回租中约定承租人期满以原价回购设备，出租人无需承担资产折旧风险，仅坐收租金（实为利息），此情形下“融物”仅为形式，核心是资金拆借。此外，“违约时按未偿租金回购”的差额补足安排，亦会消灭融资租赁的收益不确定性，沦为“本金 + 利息”的借贷模式。

此类情形下，法院审查的核心是回购条款是否消除了“融物风险”：若仅为一般商业安排（如瑕疵设备回购），且出租人收益受租赁物价值影响，则不影响融资租赁定性；若形成保本保收益效果，结合租赁物异常等因素，则认定为通谋虚伪。前述国泰租赁案中，“明知权属瑕疵仍放款+约定回购”的组合，即被认定为借贷合意。

（三）租赁物存在异常

租赁物是融资租赁的核心要素，其不存在、价值虚高或不适格，是掩盖借贷的最典型手法。

1.租赁物不存在

虚构租赁物直接丧失融物基础，多源于当事人恶意串通或承租人骗贷。法院查明后，将依据《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七条确认合同无效，并按借贷处理。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也非常明确：“仅有资金融通而无确定租赁物及所有权转移的，不构成融资租赁”。

2. 租赁物价值虚高

承租人与出租人串通抬高租赁物价值以套取资金，常伴随以次充好、重复融资等行为。若出租人明知或应知定价虚高仍放款，表明其意图在于赚取利差，法院倾向认定为借贷。“工银租赁公司诉华某公司”案中，设备实际价值1亿元却被高估至1.5亿元，出租人以远超市场价格购入，租金与真实价值严重背离，法院最终按借贷处理。

法院审查虚高问题采用 “明显失衡” 标准：若约定价格与市场价值差异巨大且无合理依据，结合通谋证据，即支持借贷抗辩；若偏差在合理区间或无串通证据，则不轻易否定融资租赁。如（2019）苏01民终1388号案中，承租人主张医疗设备高估一倍，但因无串通证据且出租人已尽审查义务，法院驳回其抗辩。

3. 租赁物不适格

租赁物无法特定化、无使用价值或为消耗品时，亦会影响定性。例如，（2020）沪74民终580号案中，租赁物仅注明“车辆10辆”，无型号、车架号等明细，出租人无法举证其存在，上海金融法院认定无融物属性；消耗性原材料因使用后丧失价值，无法发挥担保功能，也易被认定为借贷。

三、司法实践分析：裁判规则与典型案例

近年来司法实践形成共识：以租赁物为核心，坚持实质重于形式，对虚假租赁交易重新定性并妥善认定效力。以下结合典型案例解析裁判思路。

（一）核心裁判规则：实质重于形式

多数法院判决首先会引用民法典第735条的融资租赁定义，列举融资租赁区别于借贷的若干关键特征，然后检视案件中的交易是否符合这些特征。如果发现交易缺失“融物”特征，仅有资金往来，则直接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融资租赁交易具有融资和融物双重属性，缺一不可。如无实际租赁物或者租赁物所有权未从出卖人处转移至出租人，或者租赁物的价值明显偏低无法起到对租赁债权的担保，应认定该类融资租赁合同没有融物属性，仅有资金空转，系以融资租赁之名行借贷之实，应属借款合同。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其发布的案例分析中也强调：“租赁物客观存在且所有权能够转移，是融资租赁区别于借款合同的重要特征。若仅有资金融通而无特定租赁物，则应按民间借贷处理。”因此，无论交易形式多复杂，法院最终都会回归到审查租赁物这一核心要素，从而定性合同性质。

（二）典型案例一：国泰租赁公司案（2014）民二终字第109号

1.基本案情

国泰租赁与三威置业签订售后回租合同，以137套在建违章商品房为标的，转让价款1亿元。因房产无预售许可且为违章建筑，无法过户至出租人名下。

2.裁判要点

法院认定：出租人作为专业机构应知权属瑕疵，真实意图为放贷；承租人“不可能租赁自有房产”，实为融资，故双方为借款关系。关于效力，因无证据表明出租人以放贷为主要业务，且借款为经营需要，不违反禁止性规定，故借款合同有效。

3.规则确立

此案明确两项核心规则：一是“无融物则按借贷处理”的定性规则；二是融资租赁公司变相借贷，不违反强制规定即有效的效力规则。此后各地法院在类似案件中均参照此思路裁判。

（三）典型案例二：工银金融租赁公司案（2018）最高法民再373号

1.基本案情

工银租赁与华某公司签订售后回租合同，约定购买设备价款1.5亿元，但出租人提交的发票多为复印件，与实际设备无法对应，且设备真实价值仅1.068亿元，远低于合同价。

2.裁判要点

法院认为：无证据证明租赁物真实存在及所有权转移，价格虚高导致租金背离实际价值，故无融物事实，属借贷关系。关于效力，虽融资租赁形式为通谋虚伪表示而无效，但隐藏的借贷关系因系企业经营需要，符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应认定有效。同时明确：监管违规不影响民事合同效力。

3.规则深化

此案进一步巩固“无融物非租赁”原则，并确立“表面合同无效、隐藏借贷有效”的裁判逻辑，这也提醒融资租赁公司需强化租赁物审查。

（四）其他典型案例的裁判倾向

（2020）沪 74 民终 580 号案中，因租赁物不特定且无交付证据，法院按借贷处理；（2021）最高法民终44号案中，因交易真实、产权已过户且租赁物具备担保功能，法院驳回借贷抗辩。这些案例均表明，法院需结合租赁物特定性、权属转移、租金合理性等证据综合判断，不轻易否定合法融资租赁的效力。

四、法律适用与风险提示

（一）合同效力及法律适用

针对融资租赁型民间借贷，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表面无效，隐藏有效：通谋虚伪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但若隐藏的借贷不违反强制规定，则认定有效。法院会按《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判令恢复原状，即承租人返还本金，出租人返还超额收益，再按借贷关系调整利息损失。此时出租人丧失租赁物取回权等约定权利。第二种，直接转换关系：不宣告合同无效，直接按借贷处理。如国泰租赁案中，法院直接认定为企业间借款且有效。非持牌机构的此类借贷，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只要为经营需要且不违法，即认定有效。

（二）利率与费用的调整

转为借贷后，租金需拆解为本金与利息，租赁物转让价款通常视为借款本金，超出部分为利息。利息受LPR4倍上限规制，超限部分不予支持。此外，保证金若被认定为“砍头息”，需从本金中扣除；手续费、租前息等若属利息性质，亦受利率上限约束。违约金过高时，法院可依法调整。

（三）担保与物权问题

原担保安排需重新定性，保证人仍需承担保证责任，但出租人丧失租赁物取回权（因所有权未转移）。回购承诺可能被视为抵押或质押，如国泰租赁案中，未过户房产被视为借款担保。总体而言，物权保障会弱化，出租人需依赖债权与担保实现权益，承租人则丧失租赁法下的物权抗辩权。

（四）监管合规与刑事风险

持牌融资租赁公司若大量开展无真实租赁物的业务，可能被认定为超范围经营，面临责令整改、罚款甚至吊销资质的处罚。此外，非持牌机构以租赁之名高利放贷，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五）风险防控与合规建议

确保交易真实：强化租赁物尽职调查，核实存在性、权属与价值，杜绝虚假合同与发票。审慎设计条款：避免超短租期、固定利率与贷款挂钩、保本回购等借贷特征条款。回购条款仅限资产处理，不承诺本金收益。合规定价：租金及费用折算的实际收益率不超过LPR4倍，避免因过高收益被认定为高利贷。完善证据链：留存租赁物清单、发票、交付凭证、权属文件、评估报告等，证明融物真实性。强化合规审查：排查规避监管的交易，引导真实融资需求通过正规渠道实现。重视资信审核：参照借贷标准审查承租人履约能力，降低对虚假租赁的依赖。

五、结语

“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的争议，本质是司法对交易实质的穿透式审查与对法律规避行为的规制。《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七条之规定与最高院判例都可以明确：租赁物的真实性与特定性是融资租赁的底线，脱离“融物”实质的交易，极有可能按借贷定性。

故，金融创新必须坚守法律底线，脱离融物本质的“变相放贷”风险极高，轻则收益受损，重则承担刑责。合法路径应是申请金融牌照或与持牌机构合作，而非依赖合同形式规避监管。对承租企业而言，一旦被定性为借贷，超限利息不受保护，担保责任仍需承担。归根结底，融资租赁的价值在于“融资服务于融物”，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只有坚守融资与融物并重的本源，严守合规底线，才能实现交易安全与行业健康发展的统一。

关键词：

动态｜青大泽汇律师事务所到访众成清泰济南所参观交流共探律所发展新路径

视点｜“弃船”之后船舶上的物品是否属于无主物？——以翟墨团队巴新遭遇为例

动态｜青大泽汇律师事务所到访众成清泰济南所参观交流共探律所发展新路径

视点｜“弃船”之后船舶上的物品是否属于无主物？——以翟墨团队巴新遭遇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