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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损失是否应当赔偿？——基于山东省近年司法裁判的实证分析

Published:

2026-09-08

在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过程中，经常有当事人来咨询：“我开的车被电动自行车撞了，交警认定对方承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我的修车费能不能向对方主张？”还有的情形是机动车驾驶人（常见于摩托车这一机动车类型）在事故中受伤，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不小，但肇事方骑的是电动自行车，同样面临能否索赔的问题。情形虽有不同，但核心法律问题高度一致：非机动车撞了机动车，机动车的损失到底该不该由非机动车一方来赔？

引言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践中的答案却远非一目了然。有的案件法院判决支持赔偿，有的则直接驳回，同一省份内不同法院的裁判立场存在差异。类似的咨询几乎每周都会遇到，足见这一问题在实务中争议之大、当事人困惑之深。

为厘清这一问题，本文以山东省各级法院（以济南市为重点）近年来的生效裁判为样本，对机动车向非机动车一方主张赔偿的司法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并结合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分析司法政策的发展趋势。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是处理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核心条款。该条第一款第（二）项明确规定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的责任承担规则：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该条文仅规定了机动车一方向非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但并未规定非机动车一方须向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引发的争议是：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机动车一方财产损失（如车辆维修费）的情况下，机动车一方是否有权向非机动车一方主张赔偿？进一步而言，如果非机动车一方的过错行为造成机动车驾驶人人身损害，是否同样适用上述规则？

这两个问题在实践中长期存在分歧。部分观点认为，非机动车一方的过错仅构成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责任的抗辩事由，而非反向请求权的法律基础；另有观点则认为，非机动车一方的过错行为若符合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则应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承担赔偿责任。近年来，各地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裁判立场并不统一。

二、山东省司法实践的基本立场：不支持赔偿为主流观点

通过威科法律平台检索，山东省各级法院近年来审理的涉及机动车向非机动车一方主张损失的案件中（涵盖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两种情形），主流裁判立场为不支持赔偿。法院的说理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条文未设定义务

多数法院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仅规定了机动车一方的赔偿义务，并未授予机动车一方向非机动车一方主张赔偿。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应支持机动车一方的该项请求权。

（二）立法目的侧重保护弱势方

法院普遍认为，该条文体现了加强对非机动车、行人保护的立法目的。机动车作为高速运载工具，危险性远高于非机动车和行人，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机动车一方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和更重的赔偿责任。

（三）保险机制已实现风险转移

法院指出，机动车可以通过投保交强险和商业车损险等方式实现自身财产损失风险的分担与转移。要求非机动车一方赔偿机动车财产损失，不仅缺乏法律依据，也无现实必要。

（四）人身损害赔偿同样缺乏法律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不支持赔偿的立场不仅适用于财产损失，在部分案件中同样适用于机动车驾驶人的人身损害。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6）鲁0112民初4360号判决明确指出：“对于机动车一方因交通事故遭受的人身、财产损失请求行人、非机动车一方赔偿的，没有法律依据。”这表明在山东省的司法实践中，非机动车一方对机动车一方的人身损害同样不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存在极端情形。

以下为山东省各级法院在该问题上的具体裁判立场汇总（需要说明的是，受限于公开裁判文书的可获取性及检索平台的数据覆盖范围，以下案例系笔者通过威科法律平台以“机动车”“非机动车”“第七十六条”“赔偿损失”等关键词检索所得，并非山东省全部相关裁判的完整统计，而是对近年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生效裁判的样本梳理。该样本虽不能完全反映山东省各级法院在该问题上的全貌，但在裁判逻辑和说理路径上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不支持赔偿的案例中，非机动车一方被认定负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的并非个别，如济南高新法院（2025）鲁0191民初12116号中于某负主要责任、槐荫区法院（2024）鲁0104民初13776号中吴某岭负全部责任、威海市中级法院（2026）鲁10民终1037号中王某负全部责任。即便在非机动车全责的情况下，法院仍然以“法律未规定”为由驳回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请求，可见该立场在山东省司法实践中的稳定性。

三、特殊情形下的不同处理：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的裁判思路

在上述主流观点之外，也存在特殊情形下的不同裁判思路。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在（2025）鲁1702民初7684号案件中，提出了值得关注的说理路径。该案中，被告杜某驾驶电动两轮车与原告驾驶的三轮载货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车辆受损，杜某在事故后逃逸，被认定负全部责任。该院在判决中认为：“依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机动车一方的财产（车辆）损失可以通过保险理赔得到弥补，故非机动车、行人无需赔偿机动车一方财产损失不会导致利益失衡。而当机动车一方因非机动车或者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引发险情，机动车驾驶人为避免与其相撞采取措施而导致自身受到损害，若非机动车或者行人无需赔偿，不但不利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交通法规意识的提升，同时也可能从反面引导驾驶人在以后的交通过程中不再采取避险措施，产生不良的社会导向。”

该判决虽然仍以机动车一方存在人身损害为前提，但其说理逻辑突破了“非机动车一概不赔”的框架，将“过错惩戒”与“行为引导”纳入了裁判考量范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案的特殊性在于：第一，非机动车一方存在逃逸这一严重情节；第二，机动车一方遭受的是人身损害而非单纯的财产损失。这两个因素在其他不支持赔偿的案例中并不具备，因此该案的裁判思路不宜简单归入“少数观点”范畴，而应视为特殊情形下的个案处理。

与此相呼应的，是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后由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典型案例发布的贺某诉李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详见本文第四部分），同样体现了在非机动车一方存在严重过错、造成机动车驾驶人人身损害的特殊情形下，法院支持赔偿的裁判倾向。

四、历史背景：2015年最高法民一庭的司法政策立场

在分析当前司法实践之前，有必要回顾一段重要的历史背景。

2015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程新文在《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提出了明确意见。在第四部分“关于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中，程新文指出：“第四，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目前审判实践中需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要加强诉调对接机制建设……二是要贯彻纠纷一次性解决的民事诉讼理念……三是要贯彻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价值判断。在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应根据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通过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实现对行人、非机动车一方的过错评价。同时注意，不应支持机动车一方请求行人、非机动车一方赔偿的诉讼主张。”

该讲话发表于《民事法律文件解读·总第134辑》（杜万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出版）。这一指导意见在随后的多年里深刻影响了全国各地法院的裁判方向，成为“非机动车不赔机动车”立场的重要政策依据。

五、2025年最高法典型案例：司法政策的重要调整

2025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6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其中，“贺某诉李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案例3）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基本案情

李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与贺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系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贺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李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贺某无责任。司法鉴定意见认定贺某误工期100日，营养期45日，护理期30日。

（二）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李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因过错侵害他人身体健康权益，应承担赔偿责任。综合考虑贺某过错程度、损害后果以及机动车、非机动车的危险程度、避险能力等因素，最终判决李某某赔偿贺某各项损失共计1.9万余元。

（三）典型意义

最高法在该案例的“典型意义”部分明确指出：

“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幅增加。电动自行车因轻便、快捷、自由度高等优点成为很多人的出行选择。同时，电动自行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尽管机动车具有高速、高风险特性，其驾驶人负有更高注意义务，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作为重要的交通参与人，亦应增强安全意识，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本案判决判令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对机动车驾驶人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依法保护受害人人身权益，有利于引导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强化规则意识与风险意识，对构建权责清晰、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治理格局具有参考意义。”

（四）该案例的突破与局限

该案例的突破性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2015年程新文讲话中“不应支持机动车一方请求行人、非机动车一方赔偿的诉讼主张”的指导意见。至少在非机动车一方存在严重过错（如逆向行驶负全责）且造成机动车驾驶人人身损害的情形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标志着司法政策从“绝对保护弱势方”向“过错惩戒与权益保护并重”的方向调整。

但需要审慎注意的是，该案例的裁判范围严格限于人身损害，并未涉及财产损失问题。最高法在“典型意义”部分强调的也是“依法保护受害人人身权益”。因此，该案例能否类推适用于机动车财产损失赔偿，目前尚不明确。

此外，该案例中非机动车一方负事故全部责任，且机动车一方遭受的是人身损害。如果非机动车一方仅负同等或次要责任，或者机动车一方仅主张财产损失，该案例能否直接参照适用，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六、理论分析：“优者危险负担”原则的适用边界

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损害赔偿纠纷中，“优者危险负担”原则被频繁援引。该原则源于日本司法实践，是过失相抵原则在交通事故领域的具体运用。其核心含义是：在受害人有过失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双方对道路交通注意义务的轻重、交通参与人的危险性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来分配损害后果。

具体而言，该原则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危险性差异是适用前提。机动车在质量、速度、破坏力方面远高于非机动车和行人，法律对机动车驾驶人施加了更严格的注意义务和更高的避险要求。因此，在同一事故中，机动车一方通常承担更重的赔偿责任。

第二，在财产损害领域的适用受到限制。多数法院认为，机动车一方的财产损失（如车辆维修费）可以通过商业车损险等方式实现风险转移，且《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并未规定非机动车的反向赔偿义务，故不应支持机动车一方向非机动车一方主张财产损失。

第三，在人身损害领域存在适用空间。生命健康权具有最高价值位阶，不同主体之间的生命权是平等的。非机动车一方因过错造成机动车驾驶人人身损害的，应当依据一般侵权责任规则承担赔偿责任。最高法2025年的典型案例正是在这一逻辑下作出的裁判。

七、进一步的观察与展望

从2015年程新文讲话中“不应支持机动车一方请求行人、非机动车一方赔偿的诉讼主张”，到2025年最高法典型案例明确“非机动车致机动车驾驶人人身损害应予赔偿”，司法政策正在经历重要的调整。这一调整体现了三个层面的价值取向变化：

第一，从“绝对保护”到“相对平衡”。长期以来，“保护弱者”是处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事故的核心价值导向。但随着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的大幅增加及其在交通事故中角色的变化，单纯的“保护弱者”已不足以涵盖全部案件类型。非机动车驾驶人作为重要的交通参与人，同样应当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第二，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失的区分处理日趋明确。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失在赔偿问题上适用不同的规则。人身损害适用一般侵权责任规则（《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而财产损失则受《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特殊规制。这一区分在未来可能进一步明确。

第三，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有待进一步释放。最高法2025年发布的典型案例虽然仅涉及人身损害，但其体现的价值导向——非机动车一方应对自身的严重过错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是否会延伸至财产损失领域，有待后续案例进一步明确。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尚缺乏最高法层面关于“非机动车致机动车财产损失是否赔偿”的权威案例或司法解释。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仍有待于立法机关或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修法、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等方式予以明确。在此之前，各地法院在财产损失问题上的裁判分歧可能仍将持续。

八、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财产损失问题上，山东省司法实践的主流立场是不支持赔偿。无论非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被认定为何种责任程度，法院均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未规定非机动车的赔偿义务为由，驳回机动车一方的诉讼请求。这一立场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中得到了确认。

（二）2015年最高法民一庭的指导意见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司法实践。程新文在《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明确指出“不应支持机动车一方请求行人、非机动车一方赔偿的诉讼主张”，这一政策导向在随后多年里被各地法院广泛遵循。

（三）2025年最高法典型案例标志着司法政策的局部调整。在非机动车一方存在严重过错（如逆向行驶负全责）且造成机动车驾驶人人身损害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体现了“过错惩戒”与“权益保护”并重的价值取向。

（四）财产损失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最高法典型案例并未涉及财产损失问题。该案例所体现的价值导向是否会延伸至财产损失领域，有待后续案例或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五）非机动车驾驶人的风险意识亟待提升。从司法实践的发展趋势来看，非机动车一方“完全不承担责任”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作为重要的交通参与人，应当增强规则意识与风险意识，避免因逆向行驶、闯红灯、超速等严重违法行为而承担赔偿责任。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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