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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名为买卖实为借贷：融资性贸易的司法认定与三重风险

Published:

2026-11-11

2019年5月，原某交通集团总经理刘某为追求营业收入规模，明知国有企业严禁开展融资性贸易，仍安排下属公司以买卖煤炭等货物名义出借资金、赚取利息，并持续通过注资、借款、贷款担保等方式予以支持；经审计指出后仍不收敛，最终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损失。2026年6月，中央纪委办公厅将其作为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公开通报。

引言

2026年4月20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通报：某技术集团在被多次指出问题后整改不力，2025年仍有4家下属企业通过引入外部企业增加贸易环节虚增收入，所属中国车辆进出口有限公司开展融资性贸易，部分订单“钱货两空”。

两案交易外观高度相似：采购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转账一应俱全，但货物未真实交付，上下游存在关联关系，价格不随行情波动，中间方不参与仓储物流、不承担价格风险。法院不会仅凭《买卖合同》定性，而是穿透审查资金流、货物流与交易背景，认定其实质是以贸易为名掩饰的资金借贷，即“名为买卖，实为借贷”。

此类纠纷并非孤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涉融资性贸易案件审判白皮书（2020—2024）》显示：2020至2024年审结的66件相关案件中，78.8%被认定为融资性贸易，81.8%未发生实际货物交付，涉国有企业案件占37.9%，100万元以上案件占59.1%，单笔最高标的额超过3.2亿元。

随着国资监管趋严与穿透式审判的深入，融资性贸易已从单一合同纠纷，演变为民事无效、行政追责、税务处罚与刑事责任并发的复合风险。

对企业而言，需要追问的从来不是合同如何表述，而是：交易是否具有真实贸易背景？企业是否真实承担贸易风险？交易结构是否仅为完成资金流转？

一、融资性贸易的界定

融资性贸易并非法定概念，而是司法实践与国资监管对“名为买卖、实为借贷”交易模式的概括。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进一步排查中央企业融资性贸易业务风险的通知》（国资财管〔2017〕652号）将其界定为：以贸易业务为名，实为出借资金、无商业实质的违规业务。

其典型特征有三：

（一）贸易形式化、融资实质化

正常贸易的核心是商品流通与价值交换；融资性贸易的核心是资金流转。各方虽签订“采购—销售—回购”等连环合同，但并无真实货物交付，或者货物始终由原主体控制。

（二）资金闭环化

典型如“A—B—C—A”循环交易：A售予B，B售予C，C再售回A。主体与规模在纸面扩张，资金最终回流原点，未创造真实市场价值。

（三）收益固定化、风险不对等化

正常贸易赚取市场利润并承担价格、运输、仓储、质量等经营风险；融资性贸易中，通道方预先锁定固定收益，不承担货物跌价、毁损、滞销风险，也不实际参与经营。“收益固定、风险脱离”是法院识别融资性贸易的重要因素。

二、融资性贸易与相近行为的法律边界

融资性贸易须与托盘贸易、正常企业间借贷、空转贸易、变相非法放贷相区分，核心在于：是否存在真实货物与货权转移、中间方是否承担经营风险、资金是否具有占用成本。

托盘贸易中，托盘方真实取得并转移货权、承担货物与信用风险的，属于有贸易实质的垫资采购；仅有单据流转、不担经营风险而收取固定息差的，应认定为融资性贸易。空转、走单贸易以虚增业绩为目的，资金快速闭环、通常无资金占用利息，属虚假贸易，与融资性贸易同被严禁（国资发财评规〔2023〕74号“十不准”第四、五、六项）。

三、司法裁判核心认定规则

法院审理融资性贸易纠纷，不再拘泥于合同名称与文本，而是贯彻穿透式审判思维。《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13号）第十五条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应当拘泥于合同使用的名称，而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当事人主张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根据合同内容认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缔约背景、交易目的、交易结构、履行行为以及当事人是否存在虚构交易标的等事实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实际民事法律关系。司法审查主要沿四个层面展开：

（一）意思表示层面：是否存在真实买卖合意

真实买卖以取得商品、承担商业盈亏为目的；融资性贸易仅有资金融通意图，买卖只是外观。法院重点考察：磋商过程是否真实，连环合同是否高度模板化、除价差外条款雷同；定价是否违背市场规律，是否平买平卖、价差固定不受大宗商品行情影响；是否存在保本兜底、无条件回购等排除全部商业风险的约定。

欠缺实质性商业谈判、价格仅为预先约定的资金占用对价的，即便签章、发票、转账手续齐全，也会被认定欠缺真实买卖意思。司法实践中多起循环贸易案件，正是因连环合同标的、数量、交货条款完全一致、仅设固定差价，被认定为以贸易为名实现资金融通。

（二）实际履行层面：是否发生真实货物流转

“走单不走货”是融资性贸易最高发特征，白皮书中81.8%的案件未发生实际货物交付。真实贸易应有可落地的交付流程，配套仓储记录、运输单据、过磅入库、货权交接、现场验货盘库等凭证。

若当事人仅能提供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与资金凭证，无法证明货物实际流转；约定交货地点、标的物存放地与客观情况矛盾；或仅凭仓单、货权转移证明完成交付而从未实地核验，上述情形将显著提高被认定为融资性贸易的概率。货物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发生物理交付或实质货权转移，是区分真实贸易与虚假贸易的关键事实。

（三）交易主体层面：角色分工与关联关系

法院会穿透工商登记，审查上下游主体实际控制人、股权代持、交叉任职与利益关联，判断交易链条是否人为设计闭环（典型如A—B—C—A循环交易）。

正常贸易的中间环节企业参与议价、采购、仓储、物流、销售全链条经营；融资性贸易的通道方仅负责签约、收付款、开票，不介入货物经营管理，只赚取固定差额。“只出钱、不经手货、稳赚不赔”是识别资金通道的重要信号。

（四）合同效力与责任承担

1.表面买卖合同无效。依《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通谋虚伪的买卖合同无效，其中违约金、回购补偿、贸易利润等约定不能作为裁判依据。

2.隐藏借贷关系单独评价。被掩盖的民间借贷关系并非当然无效。企业为生产经营临时资金拆借的，借贷关系可有效，利息不得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或者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放贷的，借贷合同无效，法院一般仅支持按同期LPR计算资金占用成本。

3.按过错划分责任。出资方、用资方、通道方、担保人按各自过错与获利分担损失。通道方明知虚假贸易仍参与闭环交易的，可能按过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有过错的，赔偿责任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十七条）。

实务提示：签好合同、开好发票、完成转账，不等于获得买卖合同的保护。穿透式审判下，商业实质才是裁判核心。

四、民事、行政、刑事多重风险

融资性贸易的危害不限于合同纠纷。一旦用资方资金链断裂，往往引发民事违约、国资追责、税务处罚与刑事追诉的连锁反应。

（一）民事风险

1.买卖合同无效，预期收益落空

形式上的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后，企业无法主张贸易利润与逾期违约金，只能回归资金返还逻辑；已经收取的高额利差，可能被抵扣本金或者判令返还。

2.资金链断裂引发连锁清偿危机

融资性贸易资金实际由用资方占有使用，通道方不掌握真实货物。用资方经营恶化即引爆连环违约。此类案件涉案标的普遍较大，白皮书显示100万元以上案件占59.1%，单笔最高超过3.2亿元。出资方既无回款、又无货权可处置，易形成大额坏账，多方债权债务交织，追偿困难。

3.证据缺陷导致举证不能

“走单不走货”模式下，企业多留存形式单据，缺少物流、入库、盘点等原始履约凭证。法院重点核查合同流、资金流、货物流、发票流是否真实匹配。单证造假、货权凭证与实物脱节，将直接导致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

（二）行政监管风险：企业与个人双重追责

融资性贸易是国资监管的重点领域。国有企业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除经济损失外，还将触发责任追究。

1.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终身追究

依据国务院国资委令第46号《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2026年1月1日施行）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相关责任人可被扣减绩效薪酬、调整岗位、降职、撤职、开除，退休、离职人员同样倒查追责；分管领导与风控法务人员未尽审核义务的，承担管理失职责任。国资发财评规〔2023〕74号进一步明确：对仍开展虚假贸易的直接责任人就地免职，并追究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上一级企业负责人以及参与造假的相关人员的责任。

2.税务与证券监管衍生责任

无真实货物却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将面临补缴税款、滞纳金、罚款及纳税信用降级。借助虚假贸易虚增收入、粉饰报表的，中央企业由国资监管部门追责；上市公司则可能构成信息披露违规，由证券监管部门处罚，并影响后续招投标、信贷授信。

（三）刑事风险

融资性贸易不当然构成犯罪，但伴随欺诈、虚开、骗贷等行为时极易触及刑事红线。

1.经济犯罪。伪造货权仓单、虚构贸易背景骗取资金，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以虚假贸易合同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可能构成骗取贷款罪；无真实货物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达到立案标准的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经常性放贷，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2.国企人员职务犯罪。明知融资性贸易仍审批推进、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的，涉嫌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未尽基本尽调与货权核查义务、严重不负责任的，构成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徇私舞弊的从重处罚。

五、风险防范：从事后救济到事前合规

融资性贸易风险多在交易设计阶段即已埋下，防控关键在于前置合规。

（一）交易前穿透尽调

不止于营业执照与主体资格审核，还应核查交易对手实际控制人、关联关系、涉诉记录与真实履约能力。对固定收益、保本回购、不承担价格风险的异常交易，一律提高警惕。

（二）四流真实一致

合同流、资金流、货物流、发票流必须实质对应，而非形式齐备。合同为买卖、资金单向流转、货物未交付、发票无真实交易基础的，极易被认定为融资性贸易。

（三）对照“十不准”开展全过程合规

对照国资发财评规〔2023〕74号“十不准”逐项排查：不准开展任何形式的融资性贸易；不准开展对交易标的没有控制权的空转、走单贸易；不准开展无商业实质的循环贸易；不准在贸易中人为增加不必要的交易环节。大宗商品、关联交易、垫资交易应经法务、财务、风控联合审核，重点识别资金闭环、固定收益与通道化安排，并强化货权管理与仓单、库存的实地核验。

结语

融资性贸易的危险，在于制造“看起来很安全”的假象：合同完整、票据齐全、资金流转正常。司法审查始终追问：有没有真实交易、真实货物与真实商业目的？

最有效的防控不是设计更复杂的交易结构，而是回归商业逻辑——做真实贸易，承担真实风险，获取真实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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