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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从“口号的宣示”走向“权利的落地”——简评刑诉法草案若干要点

Published:

2026-11-12

2026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全文55条，征求意见至12月5日。这是继1979年立法、1996年与2012年两次全面修改、2018年局部修改之后，刑诉法的又一次体系化修正。草案虽仍处审议阶段，个别表述甚至条文存废在正式通过前仍有变数，但其中若干要点的方向已相当清晰。舆论往往关注于“禁止有罪推定”“证人出庭规则细化”“讯问同录范围扩大”这样宣示性条款的有无，然而在这样宣示性的口号之外，被告人与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是否增加、是否可以落地，才是本次修法真正应当关注的方向。本文从刑事辩护律师实务的角度出发，对刑诉法草案的若干要点展开评议，以资同行交流互鉴。

一、侦查阶段知情权扩充

草案对第三十八条的修改，是侦查阶段辩护权保障中一处容易被低估、实则分量极重的内容。现行法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所谓“有关情况”，语义高度模糊，全凭办案机关自行裁量。因此，客观上加剧了侦查活动的封闭性。长期以来，侦查机关出于“害怕泄密”“防止毁灭、伪造证据”“避免串供”等顾虑，往往拒绝向辩护律师透露任何实质案情，律师即便介入，也常常“只知其罪、不知其事”，甚至有时候，连罪名也是侦查机关为便于立案临时决定的，后续又可能出现颠覆性变更。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辩护律师侦查阶段即已到位，实质上却近乎“盲人摸象”，既无法为当事人提供准确的法律服务，更无从为后续辩护预作准备。

草案将其改写为清单式列举：辩护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以及“当时已查明的该罪的主要事实”，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变更、解除强制措施，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等案件有关情况。草案将知情范围从模糊的“案件有关情况”具化为“已查明的主要事实”“强制措施的变动”“延长羁押期限”三项，一方面，知悉“已查明的主要事实”，才能判断侦查方向，评估案件轻重走势，为是否认罪认罚、是否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提供决策基础；另一方面，知悉强制措施的采取、变更与解除，知悉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情况，才能抓住申请取保候审、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最佳时点。当然，条文写入的仍只是“了解”的权利，侦查机关以何种方式、在何种范围内履行告知义务，尚待后续规则明确；但“已查明的主要事实”一旦成为法定告知内容，侦查机关拒绝沟通的说辞空间便被大幅压缩，辩护律师据此提出要求的底气，也与此前不可同日而语。

二、审查逮捕阶段辩护权完善

草案对第八十八条、第九十三条的修改，虽不如人身强制措施、涉案财物处置那般引人瞩目，却直接关系到辩护律师能否真正进入审查逮捕这道“黄金七天”的程序关口。第八十八条拟规定，人民检察院收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应当及时通知辩护律师，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也可以主动提出意见。第九十三条进一步规定，逮捕后应当及时通知辩护律师。

此前，公安机关在三十日内提前报捕时，是否通知律师，完全取决于办案机关的自觉。部分案件中，办案机关故意不通知律师，待律师知道时，审查批捕的七天期限往往已近届满甚至已经作出决定，粗心的律师便就此错过了审查逮捕环节——这是辩护权最易被程序性地“空转”的一环。草案将“应当及时通知辩护律师”写入条文，等于把通知义务从办案机关的内部自觉，转化为法定的、可监督的程序义务。

另外，即便律师及时介入，意见能否真正被听取，此前同样缺乏保障。实践中，确有检察官明确表示：“你们律师连卷都没有看，我和你们没有什么能沟通的”，拒不听取律师意见。或以“直接提交书面意见沟通”为由设置门槛，实则对书面意见束之高阁、根本不予审阅，律师的辩护意见在批捕环节形同虚设。草案将“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与“应当通知”并列规定，并明确辩护律师可以主动提出意见，正是要堵住这条“听取流于形式”的口子。审查逮捕环节由此从“碰运气”变为“有抓手”。辩护律师在批捕期限内提交书面意见、争取不批捕有了明确的条文依据。并且，律师可以要求“当面听取意见”，以此倒逼检察官与之沟通审查意见。审查批捕是羁押与否的第一次、也是最关键的一次分流，这一修改虽小，却把辩护律师真正送进了这道门槛之内。

三、诉讼代理人阅卷权制度补位

草案在第四十七条新增一款：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的，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这一款看似简略，其意义却远不止于为被害方代理律师“正名”，而是填补了诉讼代理人阅卷权长期处于低位阶、弱效力状态的法律空白。

此前，被害人诉讼代理人的阅卷权，仅散见于在刑诉法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最高检《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等规定，且措辞用的是“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可以阅卷”而非“应当”——是否准予阅卷，取决于办案机关的裁量与配合，缺乏法律层面的刚性依据。被害人代理工作的信息基础远弱于辩护律师，形成“同案两造、信息不对等”的失衡格局。

实务中，被害方代理律师申请阅卷，常被以“无明文规定”“等一等”“需经批准”等理由拖延甚至拒绝，本文作者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曾当着被害单位的面明确表示“我还专门问过，没听说过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可以阅卷的规定，我们这里检察院从来没许可过。”草案将阅卷权由规则上升为法律，并将语态由“可以”调整为“应当”，其规范位阶与拘束力均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修改对刑事辩护的连带影响值得关注。被害方代理律师获得阅卷权后，其对案卷材料的掌握、对证据链的评估能力将显著提升，庭审对抗中“被害方”一极的参与度与专业性随之增强。对辩护律师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推动庭审实质化的机遇——信息对等基础上的控辩双方对抗，反而更有利于事实查明与公正审判。

四、涉案财物处置独立成章

草案最显结构性的变化，是在第三编新增“涉案财物处置”一章（第二百五十八条之一至之五），并删去现行第二百四十五条。此前涉案财物的规定散见于侦查、审判各章，位置尴尬、逻辑不连贯，超范围查封冻结、异地趋利性执法、“人放了钱不退”甚至“因为钱没法退而不放人”等顽疾长期存在。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仅2025年3月至年底，检察机关监督解除、返还涉企违法“查扣冻”资金即达26亿余元——这组数字是理解此次独立成章的最直观注脚。

章内几处规定对刑事律师而言尤为值得关注：其一，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其他涉案财产与合法财产，区分单位财产与经营者个人财产、涉案人财产与案外人财产、本人财产与家属财产，并为所扶养家属保留必需生活费用——这为涉企犯罪案件提供了“第一道防线”。以往侦查过程中企业实控人涉嫌犯罪的，往往会将企业全部公户予以冻结，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即便实控人最终恢复自由，企业也遭受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其二，涉案财物价值巨大或对当事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安机关应将决定书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涉案财物处置的外部监督可以实时启动，摆脱了以往仅依靠事后申请或投诉才启动的补救性质。

其三，人民法院应对财物性质、权属进行法庭调查、辩论，必要时通知利害关系人出庭，判决一并处置；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公检法机关应当核实、听取意见。这意味着案外第三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得到明确。以往案外第三人试图委托律师介入这一部分的，往往只能在执行阶段以异议形式提出，但有些判决会将有争议的财产作为判项在判决中直接写明退赔或发还，此时哪怕提出异议，也难以获得实质性审查。即便在审判阶段要求出庭，法院通常也基于各种考虑不予准许，律师的精心准备如同拳击棉花一般无从发力。此次修法对案外第三人权利的完善，意味着刑事律师的业务可以从单纯的被告人辩护领域，扩展到案外第三人涉财物部分。

其四，明确涉案财物不得挪用、坐支，不得返还或变相返还办案单位，不得与办案经费保障挂钩——从根源上解决趋利性执法的问题。

五、结语

平心而论，本次草案权利保障的增量颇为可观：侦查阶段知情范围具化、审查批捕通知义务入法、诉讼代理人阅卷权入法、涉案财物独立成章、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认罪认罚具结过程同步录音录像等等，凡此种种，大多并非创设全新权利，而是把既有权利的“最后一公里”补齐。但草案同样留下了若干“留后门”的表述——证人出庭仍以“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为前置，部分程序保障的启动仍由办案机关裁量。这些“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式的授权，在实践中往往简单化为“认为无必要”，而这恰是以审判为中心改革长期难破的症结。

因此，对辩护律师而言，此次修法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新增了多少条原则宣示，而在于能否将这些条文转化为可诉、可救济、可监督的具体动作：侦查阶段的书面查询申请、审查批捕环节的辩护意见提交、一审法庭调查阶段的财产权属辩论。条文能否落地，最终取决于辩护人在每一个程序节点上的据理力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草案通过之后，辩护工作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被推到了更高的位置——权利写在纸上的时代正在过去，权利被一寸寸兑现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关键词：

再审实例｜结合再审案例论建设工程领域项目经理、建设工程项目部借款行为的责任承担

视点｜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与可撤销的规范适用及诉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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