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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原唱”是法律上的权利么？

Published:

2025-08-01

最近，歌手张某与汪某关于《年轮》一曲有关原唱的争议吵得火热。本文不聊八卦，只从法律和商业的角度上分析一下，“原唱”是一个什么角色，进而向大家介绍一下，歌曲的著作权人与歌手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原唱”不是法律上的概念

1、歌曲著作权人是谁？

一般情况下，一首歌曲从创作到发行，至少涉及曲作者、词作者、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等主体。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主体的数量是不同的，比如，词曲作者可能是同一个人、录音制作者可能是一个庞大的团队。作者和表演者也可能比较复杂，比如，词曲作者有时会是同一个人，创作歌手则可能是词曲作者和表演者“三位一体”。而表演者本身，除了演唱者外，还包括参与表演的吉他手、鼓手等乐器演奏者、和声演唱者等等。但为了讲述方便，我们还是简单地用这四个主体来表示。

在《著作权法》的规定中，关于这些主体的权利规定是很复杂的。简单的说，一首歌曲的著作权，是属于词、曲作者的，这意味着，任何人想要演唱这首歌曲，都要获得著作权人，也就是词、曲作者的授权许可。在本案中，汪某是词曲的著作权人，汪某自己当然可以演唱这首歌，同时包括张某在内的其他任何人，想演唱这首歌曲，都要获得汪某的许可。同时，唱片公司作为录音制品的制作者，如果想要录制这张某的演唱，也需要获得词、曲作者汪某的授权。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当初这个授权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张某可以演唱这首歌曲，唱片公司也可以录制发行张某的演唱。

总而言之，一般情况下，除非有其他特别的合同进行安排。一首歌曲的著作权人，是词曲作者，任何人想要使用这首歌曲，最终都要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而下面我们要讲的是，演唱者和录音制作者的权利。

2、演唱者和录音制作者的权利都有哪些

演唱者和录音制作者的权利，不是著作权，而是一种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我们习惯上叫它“邻接权”。邻接权，是基于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对于作品的传播劳动而设定的权利。

演唱者，也就是《著作权法》上所说的表演者，对于歌曲作品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权利，只是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从而获得了在一定范围内演唱这首歌曲的权利。同时歌手演唱这首歌曲，则对其自己的这次演唱，具有了《著作权法》上所说的表演者权。任何人想要使用这个表演（比如唱片公司想要录制歌手演唱、电视台要直播歌手的表演），都要获得这个歌手的许可。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歌手的权利，是针对“其演唱”的，而不是针对作品本身的。演唱行为，并不能使得歌手对歌曲本身获得任何权利。这个，我们在后面还会进一步讲。在这个角度上讲，如果另外一个歌手（比如本案中的旺仔小乔）想演唱这首歌曲，获得演唱者张某的许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开个玩笑说，获得了张某及其唱片公司的许可之后，旺仔小乔可以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播放这个特定的录音进行假唱，但如果真唱，可能就侵权了。

录音制作者，在获得著作权人和表演者的许可之后，就可以录制表演者演唱的这首歌了。录制完成之后的成品，就是“录音制品”，任何人想要使用这个录音制品（比如一个电视剧想要把这个录音作为插曲，或一个B站UP主要把这个录音作为背景音乐）都要获得录音制作者的许可。

3、原唱和翻唱，在法律上有区别么

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个习惯上的认知——不能算错误，只是法律认识与习惯认识的区别。就是“翻唱”的概念。其实，在法律上，并没有“翻唱”这个概念，相应的，“原唱”也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如前所述，歌曲的著作权人一般是歌曲的词曲作者，除非有其他特别的权利安排，演唱一首歌曲，需要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而不需要其他演唱者的许可。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网络歌手翻唱了王菲的《如愿》，但并不需要王菲的许可，而只需要《如愿》的著作权人（词作者唐恬和曲作者钱雷）的许可——虽然我们习惯上说，是“翻唱”了“王菲的”歌，但从法律上讲，其实是“演唱”了“唐恬和钱雷的”歌。

在商业音乐圈里的翻唱，有时可能会面临更复杂的情况，比如重新填词。1989年，日本歌手近藤真彦演唱了歌曲《夕焼けの歌》，歌曲由大津明作词、马饲野康二作曲。后来林振强用这个歌的曲子重新填词，写成了《千千阙歌》并由歌手陈慧娴演唱。这里，给大家出一个练习题，《千千阙歌》的著作权人是谁？陈慧娴演唱需要获得谁的授权呢？张国荣在同年的演唱会上翻唱《千千阙歌》，需要获得谁的授权呢？

所以，从法律上看，原唱和翻唱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原唱”没有法律意义。那么，为什么张某还要争这个“唯一原唱”呢？这是因为，原唱没有法律意义，但这个身份具有商业价值。原唱不是一个法律身份，但在公众的认知中，具有很强的身份属性和流量价值。就像上面说的一样，虽然歌曲的著作权人的词曲作者，但我们还是习惯性地将歌曲与最初演唱的歌手联系在一起。王菲的《如愿》，张学友的《吻别》……人们每次重复这些表述，其实就相当于给予这些明星（以及背后的唱片公司、经纪公司）以流量加成，以及与这些歌曲的进一步绑定。同时，这种绑定也会带来大量的实际收益——比如，一次晚会想要找个歌手演唱这首歌，主办方当然会首先想到去邀请原唱，而不是找另外一个歌手去翻唱这首歌。说句题外话，我们仍然可以讨论一下：“原唱”虽然不具有著作权法上的意义，但是否涉及《民法典》里的人格利益呢？

二、汪某的“撤回授权”是什么意思

1、汪某能否撤回授权

这里，我们看不到本案中这些主体间的具体合同文本，所以，对于汪某在法律上能否实际撤回授权，没法给出判断，只能等待后续更多信息的披露。因为在音乐商业模式下，主体构成和授权，远比我们前面讲的要复杂得多。我们只介绍一下这里面的法律问题。

前面说了，汪某是著作权人，张某在汪某的许可下演唱这首歌曲。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汪某是一套房子的所有权人，租给张某居住。那么，汪某可不可以从某一天开始说“下个月开始，我不租给你了，你搬出去吧”呢？这就要看他们当初是怎么约定的了。如果两人当初约定的是“永久的且不可撤销的授权”，那张某当然就可以一直住在这个房子里（也就是一直演唱这首歌曲）；反之，如果两人约定的是“一月一续约”，那汪某当然也可以随时要求张某“下个月搬出去”。至于更复杂的情形，也不是没有可能。比如，如果两个人当初有“永久的且不可撤销的授权”，但同时约定了如果当张某有违约行为时，汪某可以撤销授权，那就要进行进一步的判断了。

2、如果成功撤回，会怎么样

当然，从目前看，张某团队的声明是“你无权撤回，我有权继续唱，但我不唱了”。我们还是只介绍法律相关的问题。如果汪某真的可以有效地撤回授权，那么张某当时在此之后，就无权演唱这首歌曲了。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张某在此之前的所有表演，其权利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如前所述，表演者进行了一次表演，就对其这次特定的表演，具有了相应的权利。对于一首歌曲，著作权只有一个，但表演者权却是可以不断产生的，而且是独立的。比如，张某在录音室唱了1次，在演唱会唱了10次，在电视台的晚会上唱了1次，那么，这12次演唱，就产生了12个表演者权。而且这些权利彼此是独立的。比如，电视台可以录制歌手张某在晚会上的那次演唱，但如果电视台想要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张某在演唱会上的录音录像，则还需要重新去找张某获得许可。

同时，由于表演者权是一个独立的权利，所以，就算汪某成功撤回了授权，也只意味着张某“以后”不能唱了，但以前的演唱，以及演唱的录音制品，其权利还是保留在张某以及唱片公司的手里。特别是，一般情况下，唱片公司与著作权人、歌手为了交易方便，往往会签订一个“一揽子授权”，也就是说，唱片公司制作了录音制品之后，可以独立授权他们使用这个录音制品，不需要再找著作权人获得许可了，那么，在授权撤销之后，虽然张某以后不能再唱了，录音制作者以后也不能再录了，但对于已经录好的那些版本，如果一个电视剧想要用作插曲，仍然只需要唱片公司的许可，而不再受到著作权人的控制了。

总结

实际上，虽然流量经济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概念，但公众认识和流量的价值，是与整个娱乐业共同发展的。三十年前，香港乐坛的“千夕之争”即是前面提到的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与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对于原唱身份的争夺战——但实际上这两首歌，都是日本歌曲《夕焼けの歌》重新填词的作品。所以这次张某与汪某的“原唱”之争，不是法律权利之争，而是公众认知与流量之争。之于本案之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撤销授权”的处理，笔者也会一直关注，有机会再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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