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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守护成长：从一宗执行异议案件看抚养费的优先预留与未成年人权利救济

Published:

2026-02-04

现实生活中，对未成年子女来说，父母婚姻生活的结束，使子女不得不面临着情感的纠葛与生活的重构。然而，无论父母之间的关系发生何种变化，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责任与义务，始终是法律与伦理共同划定的底线，不容推卸。

一、基本案情

李某与董某因感情不和于2019年5月签署离婚协议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协议约定：李某与董某的婚生女李某某由董某抚养，李某应当每月向其支付抚养费2000元。2022年6月，因李某拖欠抚养费，李某某将其诉至人民法院。经人民法院涉诉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由法院出具的裁定书予以司法确认。

2023年12月，因李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抚养费支付义务，李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双方在法院主持下达成执行和解，解除了对李某微信和银行卡的冻结。这次和解虽暂时解决了问题，但也为后续冲突埋下伏笔——它并未从根本上为未来的抚养费支付设立一个免于其他债务追索的“安全账户”。

2024年10月，李某与成某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至人民法院。法院依法作出民事判决书，判令李某应向成某返还借款150000元并支付利息。因李某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成某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针对李某账户中那些明确用途为支付抚养费，或依法应为其保留的相当于抚养费数额的资金，成某作为普通金钱债权的申请人，能否要求法院无条件执行？

二、抚养费的“准优先性”及其法理基础

从法律层面来讲，抚养费债权确实区别于《企业破产法》或《海商法》意义上的法定优先权。在债务人（如本案中的李某）破产或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的极端情况下，李某某的抚养费债权与成某的民间借贷债权在破产财产分配表中，原则上同属普通债权，需按债权比例进行清偿。这是债权平等原则的形式体现。

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在涉及未成年人基本生存权益保障时，必须让位于更高的法律原则。抚养费的“优先性”并非来源于清偿顺位的直接规定，而是根植于以下不可动摇的法理基础：

（一）生存权优先原则：抚养费能否支付到位与未成年人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基本需求密切相关，关涉到未成年子女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在任何法律价值位阶中都处于最优先的地位。普通经营性、消费性借贷债权所保护的是财产权，在发生冲突时，生存权理所当然应获得优先考量。

（二）“生活必需费用”的强制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本案中，李某某的抚养费，正是法律明文规定必须为其保留的“生活必需费用”的核心部分。

（三）“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民法典》第1067条、第1085条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基于父母对子女抚养义务的持续性，司法裁判不仅应确认既存义务，更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该义务在未来得以持续、稳定履行，这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核心要求。

三、制度探索：抚养费预留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一）抚养费执行难的现实困境

当前，抚养费纠纷的执行面临着多重挑战，使得未成年人的权益时常处于不确定的风险之中。抚养费纠纷执行难的背后，是复杂的法律适用争议和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1）支付主体的不稳定性，义务人可能因失业、疾病、再婚生育或恶意转移财产而导致履约能力骤降或丧失；（2）追索程序的滞后性，从发现对方未支付、提起诉讼到最终执行，周期漫长，在此期间未成年人的生活可能已陷入困境；（3）非婚生子女的特殊困境，其抚养费约定往往缺乏强制力保障，一旦对方反悔或失联，救济途径更为狭窄。

这些困境凸显了仅仅依赖事后追索的被动性。因此，制度完善必须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并重”，而抚养费预留机制正是实现这一转向的关键环节。完善抚养费预留机制是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特殊权益的倾斜保护。

（二）实现抚养费预留的模式探索

抚养费预留机制，是指在涉及子女抚养的离婚、抚养费纠纷等案件处理过程中，经当事人申请或法院依职权，责令未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预先提存一定期限的抚养费，或提供相应财产担保，以保障未成年子女在未来特定期限内抚养费支付的一项制度。目前，我国法律暂无“抚养费预留”的明确条文，但已有地方法院进行了有益尝试，主要形成两种模式：

1、财产担保模式：在义务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如房产、车辆、股权）但当前现金支付困难，或存在未来履约风险时，法院可责令其以该财产为未来抚养费的支付提供担保。若其逾期未付，可申请强制执行该担保财产。

2、款项提存模式：在调解或判决时，鼓励或责令义务人将未来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抚养费一次性提存至法院指定账户或公证机构，由管理机构按期向直接抚养方发放。

例如，在上海市某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涉企高管的离婚案中，男方因收入主要为企业期权，现金流不稳定。法院最终调解达成协议：男方将其名下部分金融资产设立不可撤销的信托，指定其子为受益人，按月领取固定金额，直至成年。这实质上是一种高级形式的、通过金融工具实现的“抚养费预留”。

四、救济与路径：以执行异议程序为核心的守护机制

当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父母陷入其他债务纠纷时，未成年子女的生存权如何不被普通的金钱债权所淹没？尽管现行法律并未普遍性地将抚养费债权置于所有普通债权之前，但司法实践正在通过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这一关键程序，在纷繁的债务关系中，为孩子的未来划出一道必须留存的“生存底线”。

具体到本案中，李某与成某因借贷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判令李某承担借款返还的义务。当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我们发现，法院既没有为被执行人预留生活费，也没有为其抚养的未成年子女李某某预留必要的生活费。当父母的债务导致抚养费账户被冻结或执行时，为未成年子女预留抚养费的主要法律武器是“执行异议”及后续的“执行异议之诉”。结合本案，具体路径分析如下：

（一）若对执行行为提出异议：李某某（由董某作为法定代理人）向执行法院提交书面异议。主张法院的冻结、划扣措施未保留被执行人李某所扶养家属（即李某某）的生活必需费用，违反法定程序。法院经审查，裁定驳回的，李某某在收到驳回裁定后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二）若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李某某作为案外人（由董某作为法定代理人）向执行法院提交书面异议。主张法院冻结、划扣的财产权属存在争议。法院经审查，裁定驳回的，李某某可以在收到驳回裁定后15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五、立法展望与具体建议

为将抚养费预留机制等实践创新上升为普适性制度保障，建议未来修法或出台司法解释时考虑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完善：

明确法院的职权：在《民事诉讼法》或相关家事诉讼特别程序中，赋予法院在审理抚养费纠纷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如义务人职业不稳定、有失信可能、涉跨境因素等），依职权裁定采取抚养费预留或担保措施的权力。

丰富预留的财产形式：除现金外，明确可采取不动产抵押登记、有价证券质押、金融账户监管、商业保险或信托受益权指定等多种方式。

设立专项管理平台：由法院与公证机构或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合作，建立“抚养费提存专项管理平台”，实现资金的规范保管、按期发放与信息查询。

构建分级预警机制：结合预留款项的消耗情况或担保财产的价值波动，建立预警系统。当预留资金不足或担保物价值明显降低时，及时通知法院及直接抚养方，以便启动补充程序。

六、结语

抚养费关系到未成年子女能否实际获得稳定物质保障，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不因负有债务而免除，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应当为被执行人的子女保留生活必需费用。完善以执行异议为核心的救济机制，正是法治文明在细微处彰显的温度与力量。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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