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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边界的司法认定

Published:

2026-05-06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养老机构已成为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核心载体，入住老年人的人身安全与权益保障备受社会关注。养老机构在提供照护服务过程中，安全保障义务既是法定责任底线，也是行业运营准则，其边界的合理界定直接关系到老年人合法权益保护、养老机构责任划分与行业健康发展。司法实践中，因老人跌倒、突发疾病、意外伤害等引发的侵权纠纷频发，争议焦点多集中于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履行、责任如何认定等问题。本文以《民法典》第1198条为核心依据，结合司法解释、行政规范与典型裁判案例，从理论根基、约定义务与法定义务、行政监管、司法认定四个维度，系统梳理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明确合理限度内的责任标准，为机构合规运营与风险防范提供清晰指引。

前言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论根基

在探讨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时，必须首先回归其最核心的法定渊源，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该条文不仅是侵权责任领域的一项具体规则，更承载着平衡社会风险分配、保护公众安全的核心价值理念。

1、条文解析

《民法典》第1198条确立了安全保障义务的基本框架，其完整条文包含了两层责任结构：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该条文清晰地定义了义务主体（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者）、义务内容（安全保障义务）以及责任形态：因自身行为导致的直接侵权责任，与因第三人侵权介入时产生的补充责任。

2、核心边界的司法界定

法律并非要求义务人提供绝对、无懈可击的安全环境，关键在于是否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141号（支某1等诉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案）为此提供了权威指引。

基本案情：本案中，支某3擅自进入永定河拦河闸消力池冰面后溺亡，家属诉请该设施管理方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赔偿。案涉消力池为水利专用工程设施，并非法定公共场所。管理处已设置防护栏杆与警示标识，尽到合理防护及提示义务。支某3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非公共区域存在危险仍擅自闯入，自身存在重大过失。一、二审法院均认定管理处无过错，不符合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要件，最终驳回原告全部诉求。

该案例裁判要旨明确：

（1）场所性质的限缩解释。并非所有物理空间都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公共场所。例如，本案中的消力池属于禁止公众进入的水利工程设施，其管理人不负有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

（2）义务履行的判断标准。即使对某些区域负有义务，只要管理人采取了合理的安全提示和防护措施，而损害系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擅自进入危险区域造成，管理人可以免除责任。

这一裁判要旨深刻揭示了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义务的承担首先以场所的公共开放性为前提，义务的内容以采取合理防控措施为限，而非保证绝对不发生损害。这为判断养老机构等场所的责任提供了标准，即审查其是否达到了一个善良管理人在可预见风险下的合理注意标准。

在归责原则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通常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义务的违反可能体现为硬件设施的缺陷、管理制度的疏漏、人员配备的不足，以及在危险发生后的救助不力等多种形态。

综上，《民法典》第1198条构建了一个以过错为核心的归责框架。具体到为养老机构等主体设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专业和审慎的法定义务，主动识别、防控并应对风险的管理原则。

二、约定义务与法定义务

承接前述以《民法典》第1198条为核心建构的法定责任基线，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的特殊性在于，其在实践中并非孤立运行，而是必然与双方当事人通过《养老服务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相交织、相融合。

1、法定义务的强制性

无论养老服务合同如何约定，养老机构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其安全保障义务源于《民法典》第1198条的直接规定，具有法定性与强制性。这意味着：

（1）法定义务优于合同约定。当合同条款试图减轻、免除或与该法定义务的核心内容相抵触时，该类条款通常会被认定为无效或不能对抗法定义务。

（2）紧急救助义务不可协议排除：这是最具强制性的体现。在老人生命健康处于危难情形时，机构的紧急救助义务是法定的义务。不能因合同约定不明、家属指示不清或家属拒绝而当然免责。例如，即使家属曾拒绝送医，养老机构有义务充分说明风险并采取必要措施，因延误救助导致损害扩大的，需承担相应责任。

因此，合同约定的作用在于细化和执行法定义务的标准与流程，而非取代或削弱它。

2、划分日常注意义务边界准则

养老服务合同的另一大特殊性在于其义务内容高度依赖于合同对护理等级的界定。实践中，养老服务合同的护理等级一般划分为如自理、介助、介护等，上述不同等级是划分养老机构日常照料责任范围的核心依据，直接影响其应尽注意义务的标准。

当护理等级为自理时，养老服务机构一般的合同义务仅为提供安全环境、饮食、基本健康监测，不包含专人生活协助，此时养老服务机构的主要义务在于提供符合标准的安全环境，对老人自行活动导致的损害，除非环境有缺陷或未履行基本巡房义务，否则机构通常无责或责任较轻。

因此，法院首先会依据合同约定的护理等级，审查养老机构是否履行了与之相匹配的具体服务项目。但这绝不意味着机构责任的上限。法院会进一步审查，即使在较低护理等级下，机构是否已尽到法定的、合理的注意义务。例如，对自理老人，机构仍需确保环境安全并在事发后履行及时的救助义务。

3、格式条款效力需审查

为降低经营风险，养老服务合同中常包含各类格式条款，特别是试图免除或减轻自身责任的条款。对此，司法实践秉持严格民法典合同编关于格式条款相关规定审查。例如是否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或该条款是否免除或减轻了机构责任，加重了对方责任或排除了对方主要权利。

面对约定义务与法定义务的交叉，法院形成了清晰的裁判规则。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和原因力，酌定赔偿责任比例。这一过程充分考虑养老服务的公益属性和行业风险，旨在保护老年人权益与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之间取得平衡。

三、行政监管视角下的义务边界

前文从侵权领域的合理限度与合同中的护理等级两个方面划分了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论边界。同时，民政部门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与国家标准《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GB38600-2019，在实际操作上构成了义务边界的标准。

民政部修订发布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与国家标准《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GB38600-2019，作为行业管理的核心部门规章，将《民法典》第1198条中的合理限度的安全义务，系统性地分解为对机构硬件、人员、制度三个层面的具体要求，为行政监督和司法审查提供了清晰的标尺。

1、硬件设施

管理办法要求养老机构提供的设施、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确保安全、适用。这并非空洞的宣示，而是指向建筑安全、消防验收、无障碍设计、特种设备（如电梯）维护等一系列具体合规义务。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要求是判断机构是否尽到保障义务的直接依据。例如，法院在认定机构无责时，考察楼梯是否装有坚固的扶栏、扶手，地面是否铺设防滑布面且保持干燥，这正是符合设施安全的基本管理要求。

2、人员配备

根据收住老人的护理等级，配备相应数量、具备资质的服务人员，是管理办法的另一核心。对于全护理或介护老人，这意味着必须配置满足24小时严密照护需求的人力；对于所有老人，则要求在紧急情况下，现场有能够进行初步急救并果断联系专业医疗资源的人员。

3、制度与预案

管理办法强调机构需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这涵盖了从日常的出入管理、定期巡房、食品药物管理，到应对火灾、突发疾病、意外伤害等紧急情况的整套流程。行政监管视角下的义务，不仅关注结果，更重视过程。机构是否建立了这些制度、制度是否被切实执行、护理记录是否连续完整、风险警示是否清晰有效、与家属的沟通机制是否畅通等，在诉讼中，这些管理痕迹将成为法院判断机构是否存在制度疏漏或管理瑕疵的关键证据。

总结而言，从《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到《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行政监管体系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可操作的义务网络。它们共同将侵权领域上抽象的安全保障义务细化为养老机构必须遵守的具体行为准则和最低技术标准。

四、司法裁判中的认定

在明确了《民法典》的规范基线、合同维度的具体化以及行政规范提供的客观标尺后，司法裁判在具体案件中有更清晰的认定。

案例一：紧急救助义务的边界

案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辽01民终5126号（载于《中国法院2025年度案例·人格权纠纷》）

基本案情：戴某某在养老机构中的护理级别为自理，某日其在养老中心房间内滑倒昏迷。工作人员发现后多次电话询问其家属白某某是否需要送医，白某某以摔跤是常事、等我们到场为由明确拒绝。约1.5小时后家属到场才拨打120，老人最终因急性大面积脑梗死死亡。同时，某养老中心与戴某某、杜某签订的《养老机构服务合同》《急危重病人的抢救处理办法》约定，在紧急情况下，戴某某处于无意识状态时，抢救生命系某养老中心的义务。

法院裁判要旨与边界认定：

1、法院援引《民法典》第1005、1219条，认定养老机构对入住老人负有法定的、及时的义务。在老人已昏迷，处于危难状态时，机构的救助义务是第一位的不能因家属的非专业意见而被架空。

原文：戴某某病情危重且昏迷，虽家属拒绝拨打120急救电话，某养老中心医务人员、工作人员应当充分向家属说明患者病情及医疗风险、替代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某养老中心的紧急救助义务不能因家属的不予处置选择权而免责，故某养老中心的行为存在过错。

2、家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两次明确拒绝专业机构的送医建议，对损害后果的扩大存在重大过错。

原文：白某某代表杜某两次拒绝某养老中心将戴某某送医的建议，其存在扩大损害的过错。

判决结果：某养老中心承担10%赔偿责任。

案例二：自理级别老人的义务范围

案号：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赣09民终2260号（载于《中国法院2025年度案例·人格权纠纷》）

基本案情：护理级别为自理的徐某甲，在下楼梯过程中自行不慎摔倒后死亡。养老中心楼梯已安装扶手、铺设防滑布。《入托协议书》约定：“若自行跌倒发生骨折等意外，其责任自行负担”。事发后，中心及时拨打了120。

法院裁判要旨与边界认定：

法院明确指出，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需与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和合同约定的服务等级相匹配。对于“自理”老人，机构的义务核心在于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和及时的应急响应，而非提供专人全程陪护。

原文：在综合徐某甲的自理护理级别不需要专人陪同行走或护理，徐某乙陈述徐某甲是自行下楼不慎摔倒、摔倒当时楼梯布面没有水渍；某养老中心已对楼梯安装了扶栏和扶手、楼梯布面为防滑布面的情形下，应认定某养老中心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判决结果：驳回徐某某的诉讼请求。

结语

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并非绝对化的安全担保，而是以合理限度为核心、以法定规范为基础、以合同约定为细化、以行政标准为标尺的多层次责任体系。司法认定始终坚持过错责任原则，结合护理等级、场所管理、应急救助、风险防控等实际情况，综合评判机构是否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明确这一边界，既能督促养老机构完善硬件设施、健全管理制度、落实应急救助，切实守护老年人生命健康安全；也能合理界定责任范围，尊重入住老人及家属的自主责任，避免过度归责制约养老行业良性发展。未来，需持续融合法律规定、行政监管与司法实践，不断细化养老服务安全标准，构建权责清晰、风险共担、保障有力的养老服务安全治理格局，让社会化养老更安全、更规范、更可持续。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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