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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从“恶势力”指控到单一轻罪：一起涉恶案件辩护的破局与反思

Published:

2026-08-20

在刑事辩护中，有些标签一旦贴上，案件的走向就会彻底改变。“恶势力”就是这样一种标签。它不仅仅意味着可能更重的刑罚，更意味着当事人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几乎天然地失去了“被认真倾听”的资格。司法实践中，一旦被纳入恶势力范畴，证据审查的标准、量刑的尺度，甚至取保候审的可能性，都会发生微妙但致命的变化。

一、标签的重量

笔者近期办结的一起案件，当事人被指控为恶势力主要成员，涉嫌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催收非法债务罪。笔者在审查起诉阶段成功帮助当事人摘除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指控。审查期限到期后，公诉机关以敲诈勒索罪（量刑建议12-14年）、强迫交易罪（量刑建议4-6年）诉至法院。如果这两项指控成立，当事人的刑期将在十五年左右。而“恶势力”的定性，更会让这个结果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最终，经过有效辩护，恶势力定性被摘除，敲诈勒索罪与强迫交易罪全部被否定，法院仅以寻衅滋事罪的单一罪名作出判决。这个结果，让笔者想把这个案件的辩护思路整理出来——既是对工作的复盘，也希望对正在经历类似困境的家属，提供一些参考。

二、案情轮廓：被“升格”的工程项目纠纷

本案肇始于某不夜城商铺的相关租、售及物业费问题，该商铺因开发商与承建商存在经济纠纷，商铺烂尾长达十年，部分购房业主付款购买后未能达到投资目的，亟待摆脱上述境遇。2019年，李某参与B物业公司管理并知晓上述情形后，意欲购买上述业主的商铺以备拆迁补偿等投资使用，但其资金有限，为了筹集资金便将该消息告知赵某、钱某，并劝二人一同购买。出于投资理财目的，赵某、钱某按原价购买了部分商铺。之后，A银行对该不夜城项目取得产权。因业主变更且存在历史遗留的物业管理费问题，A银行便开始与B物业公司对接物业费问题，经A银行内部评议并经其上级行批复，双方最终达成由A银行向B物业支付160万元物业费的决定。

因银行不存在自主经营涉案区域商铺的可能性，该不夜城产权在A银行受让后又发生了变化，最终由C公司拍卖取得产权，截至案发时，C公司仍未全额向A银行支付完毕购买款项。

C公司受让不夜城商铺后，该公司原负责人代表公司与B物业、A银行签署了一份协议，约定A银行欠付的物业费由C公司先行支付，待银行拨款下发后，由B物业向C公司予以归还。同时，为了共同开发不夜城，C公司与B物业还达成了战略联盟关系，并出具意见书，自愿将不夜城4套底商房屋以每平米高出成本价1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李某等人。

但随后发生的一切均随着C公司实控人的变更而产生着巨大的变化。新实控人孙某为了卖房牟利，强行接管了公司事务，并在不具有施工资质及相关手续的情形下，私自对涉案商铺组织施工，物业方的李某等人对其施工采取断水断电的方式予以阻止，因此事的过错在孙某一方，随后孙某单方出具了保证书，保证不再私自进场施工。同时，因赵某、钱某在A银行取得产权前，已实际购买了上述部分商铺，存在产权纠纷。孙某了解到本案有纠纷且知晓C公司之前的股东曾许诺向李某等人出售4套房屋的事实后，一方面，主动找到了具有产权纠纷的本案人员，并与赵某、钱某为代表的商户人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推行房屋出售事项，并表示，手头没钱，只有将房屋出售后才有钱解决产权纠纷的历史问题，由此，本案人员交付了部分购房款项共计148万元，孙某收到上述款项后，迅速与本案人员达成协议书，约定赔偿款项为140万元并予以支付。正当本案人员以为事项终结之时，孙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被“敲诈勒索”，随后，将已卖出至本案人员的上述4套房产，过户至其本人及其亲属名下。本案另有不夜城菜市场的其他纠纷不再赘述。

上述案情从控方逻辑看，似乎是一个“典型的涉恶案件”：多人参与工程项目、协商过程中存在言语冲突、有资金往来、部分合作方称“被迫”给付财物。但当笔者介入阅卷后，发现这个“典型”的表象之下，藏着大量被忽略的细节。涉恶案件的辩护，往往不是在法庭上“翻盘”，而是在阅卷室里“拆局”。

三、辩护破局：三个层面的拆解

（一）第一层：恶势力定性——“团伙”还是“偶合”？

恶势力认定的核心，在于“经常纠集在一起”形成相对固定的犯罪组织。根据《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恶势力需要同时具备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特征，三者缺一不可。

本案的涉案人员均是临时纠集、松散结合，目的是处理产权争议，具有合法的债权属性，且系通过偶然事件自然结合，并非有预谋的实施犯罪，未形成稳定的组织架构或层级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这一特征是区分恶势力和普通共同犯罪团伙的关键标志。本案中，赵某等人出于投资理财目的，花费大额资金购买了涉案商铺，在得知自己购买的商铺产权存在争议，且被要求搬离的情形下，出于经济补偿的合理诉求，由此产生了本案，即便补偿金额较高，也可通过民事途径解决。且本案系特别客体间因经济利益而产生的案件，不涉及欺压百姓的情形，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破坏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情形。另外，从行为时间跨度来看，涉案行为集中在数个月内，且均围绕同一工程项目展开，不符合恶势力“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惯常性要求。

笔者将上述事实逐一梳理，结合在案证据中各人员之间的关系网络，形成了恶势力定性不能成立的书面意见，并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多次提交。

总体而言，论证的核心在于这几个人并不是“一伙的”，也没有长期干坏事，不符合“恶势力”的法律定义，本案存在拔高认定的情形。

（二）第二层：敲诈勒索罪——“威胁”还是“纠纷”？

敲诈勒索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威胁或要挟”行为，且被害人系基于“恐惧心理”被迫交付财物。这三个要件，缺一不可。这是本案证据中最薄弱的环节。

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笔者审查全部资金往来后发现，当事人收取的款项均有对应的项目事由：有的是民间借贷款项，有的是居间协调费用，部分款项甚至经过了第三方见证或书面协议确认，并非“空手套白狼”式的索取。控方将民事纠纷中的议价行为和权利主张，升格为刑事犯罪中的“敲诈”，混淆了合法债权行使与非法占有的界限。

关于“恐惧心理”。多名被害人在不同时间段的陈述存在明显矛盾：有的在初期与当事人的沟通记录中明确称“自愿协商解决”“没有看到产生过纠纷”，后期在侦查阶段却改称“被迫给付”；有的对“威胁”的具体内容描述模糊，甚至无法指认当事人实施了何种具体威胁行为，仅笼统表述为“他很凶”“不敢不给”。

笔者将这些陈述的前后差异逐一比对，向法庭指出：被害人的“恐惧”缺乏客观证据支撑，其陈述的稳定性与可信度存疑，甚至出现了童话故事中问询魔镜“谁是最美的人”式的陈述。从常理判断，如果当事人真的实施了足以让人“恐惧”的威胁行为，被害人为何在事后仍与其保持业务联系，甚至在其他项目中继续合作？这种“恐惧”更多源于商业合作破裂后的情绪表达和利益博弈，而非刑法意义上的胁迫。

（三）第三层：强迫交易罪——“强迫”还是“议价”？

强迫交易罪保护的法益是自愿、公平的市场交易秩序，其成立要求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且行为人使用了暴力、威胁手段，“强迫”他人进行交易。

本案中，当事人参与的购买房产本身存在真实的交易基础，交易对价亦在合理的市场区间内。控方认定的“强迫”手段，主要是当事人在协商过程中的言语强硬、态度强势。但我们将相关聊天记录、通话录音逐条核对后发现，所谓的“威胁”内容，大多属于商业谈判中的施压话术——“不付款就停工”“按合同办”——并未达到“使被害人不敢反抗”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部分所谓的“被害人”在事后仍与当事人保持正常业务往来，甚至主动寻求在其他项目中继续合作；同时，将已卖出至本案人员的相关房产，过户至其本人及其亲属名下这一事实，从根本上动摇了“强迫”的认定：一个被“强迫”交易的人，为何会在事后主动寻求继续合作？甚至还将已卖出的房产控制在自己名下？其损害的法益是什么？这种反常情节，控方在指控中未能给出合理解释。

笔者将上述证据矛盾点和逻辑漏洞系统整理，形成了详细的质证意见和辩护词，在法庭上逐一呈现。

四、结果与逻辑：为何最终是寻衅滋事罪？

经过辩护，公诉机关认定的恶势力性质未能成立，敲诈勒索罪与强迫交易罪的两项指控也被全部否定。但法院最终以寻衅滋事罪作出判决。

为什么是寻衅滋事罪，而不是无罪？这是家属最常问，也是同行最关心的问题。

从证据层面看，当事人在项目协调过程中，确实存在言语冲突、行为过激的情形，部分行为对现场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这些行为虽然不构成敲诈勒索或强迫交易，但在情节和后果上，符合寻衅滋事罪中“情节恶劣”的构成要件。当然，当事人在判决书出具前已被长期羁押，也是原因之一。

从辩护策略层面看，笔者的目标从来不是“全案无罪”这个唯一选项。在涉恶案件的语境下，摘掉“恶势力”标签、打掉两项重罪指控、将罪名降格为单一轻罪，已经是极具价值的辩护成果。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远低于敲诈勒索罪与强迫交易罪，且单一罪名意味着当事人无需面对数罪并罚的叠加效应，实际刑期大幅缩短13年之多。

家属需要理解的是，刑事辩护不是“赢或输”的二元对立，而是在现有证据框架内，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的法律结果。这个案件的结果，正是“最优解”的体现。

五、延伸思考：涉恶案件辩护的几个关键认知

回顾这个案件，有几个认知笔者想特别强调：

其一，恶势力标签不是“从重情节”，而是需要严格证明的构成要件。在司法实践中，恶势力认定有时会被当作量刑的“加成因素”随意适用。但《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了恶势力的认定标准，辩护律师应当敢于对这些标准进行实质性审查，而不是默认接受。

其二，证据辩护是涉恶案件的核心战场。涉恶案件往往涉案人数多、时间跨度长、证据庞杂。很多关键矛盾点，藏在被害人陈述的前后差异里，藏在资金往来的银行流水中，藏在通话记录的时间线里。没有扎实的阅卷功夫，就没有法庭上的底气。

其三，罪名之间的界限，是辩护的重要空间。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三罪在行为外观上存在交叉，但各自的构成要件和保护法益截然不同。精准把握这些界限，才能在“重罪”与“轻罪”之间找到辩护的突破口。

六、结语

这个案件办结后，当事人家属说了一句话，让笔者印象很深：“我们不是要他一点事都没有，我们是要一个公平的对待。”

刑事辩护的意义，很多时候就在于此——不是制造“奇迹”，而是在强大的国家追诉面前，确保每一个被指控的人都能被法律平等地审视，而不是被标签预先定罪。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在面临类似的困境，希望这篇文章能让你知晓：专业的辩护，从来都不是“走关系”，而是在证据和法律中，找到那一条被忽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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